2026-08
2026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多家平台开出巨额罚单，直指“幽灵外卖”长期泛滥、证照造假、转单套利、资质审核形同虚设等严重违法问题。平台对客户身份、经营背景等信息审查不严，致使大量空壳公司、无实体经营企业涌入“平台市场”，此种条件也会促使平台经济成为洗钱团伙钟爱的土壤，大量不法资金通过各大电商、自媒体平台被清洗，平台经济所呈现的新型洗钱风险的挑战越发凸显。一、“幽灵外卖”洗钱（一）“幽灵外卖”产生的根源幽灵外卖的存在，是部分经营主体依托网络平台监管漏洞，通过虚构经营地址、套用或伪造经营资质、无实体合规后厨等方式，实现“线上可视化商铺、线下无合规门店”的错位经营模式。其核心特征为经营场景虚拟化、资质证照虚假化、食品加工黑作坊化，通过规避市场监管、压缩食品安全成本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不仅严重扰乱外卖行业正常经营秩序，也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和消费者权益侵害隐患，属于典型的线上新业态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二）“幽灵外卖”被用于洗钱，显示出平台经济监管缺位幽灵外卖核心反映出的问题虽然是食品安全典型问题，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其本质是平台经济缺乏有效监管，为犯罪团伙滋生出优渥土壤。同时，伴随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大量无实体、无资质、无真实经营的空壳商户通过虚假订单、多层转包等手段，将赌博、诈骗、贪污贿赂等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的外卖及团购收入，通过平台进行洗钱。典型犯罪过程即是洗钱团伙通过平台收购大量无实体经营的商户，并雇佣人员在这些商户大量、高频下订单，将手中的不法资金伪装为真实的外卖或团购支出，通过平台订单支付给商户，但此时的商户也已完全控制在洗钱团伙手中，整个链条下来，上演了一出自买自卖的剧本，却将不法资金清洗成了合法收入。银行作为洗钱团伙通过平台清洗不法资金的核心节点，却始终处于风险识别盲区、资金拦截断点以及责任追究焦点的被动位置。具体而言，银行难以穿透复杂的主体关系，精准识别商户的受益所有人，而且未接触过真实的商户信息。在银行端这些“商户”仅是以个人名义申请开立了个人银行账户，银行端尽调时，个人客户仅反馈个人结算使用，但这些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在平台端却被绑定成为上述被收购的虚假商户的“经营收入”账户。洗钱团伙利用平台与银行端信息共享不充分的特点，同时，利用平台监管只做要式审核的风险管控盲区，清洗大量不法资金。二、平台经济洗钱模式的核心特征（一）主体具有空壳化特征通过幽灵外卖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平台的店铺，存在大量的空壳化主体特征，其注册人、实际控制人与收款账户所有人存在明显的分离现象。如大量“幽灵店铺”通过冒用他人身份证件、银行卡信息完成注册，甚至出现股权代持和亲友代控等复杂情况。这些行为使得店铺的实际控制人得以隐藏，进一步增大了银行在客户身份识别中的难度。此外，由于平台经济中商户准入门槛较低，加之资质审核机制的漏洞，“幽灵店铺”能够以虚假身份快速进入市场并开展交易活动。这种主体空壳化不仅破坏了金融交易的真实性基础，还对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中的受益所有人识别提出了严峻挑战。（二）虚构交易模式除主体身份上的虚假性，交易虚构也是其被应用于洗钱的另一主要原因。不法分子通过自买自卖、刷单冲量以及虚假转包等操作，实现对不清资金的清洗。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制造看似正常的交易记录来掩盖非法资金的流动轨迹。具体而言，自买自卖通常由统一主体同时扮演买家和卖家角色，完成闭环交易；刷单冲量则通过大规模虚假订单提升店铺数据流量；虚假转包则涉及多层中间商将订单转手，形成复杂的交易链条，从而掩盖资金的真实走向，末端配合取现等交易，彻底切断资金监测链条。上述交易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单笔交易金额较低，但交易频率极高，单日可达数百单，全年累计数万单，呈现出“小额多笔、分散跨户”的典型特征。此类虚假交易模式因其小额高频的特点，极易与深夜时段的正常外卖消费行为相混淆，从而成功绕过大额交易监测模型。幽灵店铺正是利用“夜宵”这一时间窗口进行大规模虚假交易，以此将不法资金与合法外卖收支混淆。（三）资金流转多层化链路断裂溯源困难此外，分析其交易模式，可以看出，资金流转路径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多层化特征，涉及多个环节和账户类型。具体而言，账户首先通过平台中间账户完成初步结算，随后流转至转单平台的账户，再经由幽灵店铺账户最终进入个人账户。在此过程中，资金可能跨地区、跨银行进行多次划转，形成“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拆分再分散”的闭环结构。这种多层化的资金流转方式不仅增加了资金流动的隐蔽性，还使得整个资金链条更加复杂且难以追踪。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资金流转过程可能借助第三方支付机构或虚拟货币渠道，进一步模糊了资金的实际流向。商业银行在面对此类多层化资金流转时，面临显著的溯源困境。由于银行仅能获取本行内的资金流水记录，而无法穿透平台账户和转单链路，因此难以全面掌握资金的整体轨迹。（四）公私账户混用个人账户成为洗钱主通道幽灵外卖案件中的公私账户混用现象更是能为洗钱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幽灵店铺”大量绑定个人账户、亲友卡以及临时卡，用于接收和转移资金。这些账户通常将大额资金拆分为单笔5万元以下的交易，从而规避银行对大额资金流动的监测，从而实现通过多层转账、嵌套的方式，将资金分散至多个个人账户，再跨银行、跨地区进行二次划转，并伴随大量地通过“跑分”团队的取出以及购买黄金实物交易，最终实现非法资金的“洗白”。此外，部分店铺还利用亲友关系网络，将资金转移至非直接关联的账户中，进一步增加了资金流动的隐匿性。这种公私账户混用的模式不仅破坏了金融交易的规范性，还为洗钱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四、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洗钱风险幽灵外卖黑产，主要利用空壳商户注册、银行开户、资金收付、资金转移等多个环节转移非法资金，金融机构作为资金流转的核心枢纽，面临以下几类主要风险：（一）空壳商户开户环节的受益所有人识别风险幽灵外卖黑产被应用于洗钱的核心载体为批量注册的空壳餐饮商户，该类主体可以隐匿实际控制关系，导致商业银行开户尽职调查流于形式，受益所有人穿透式识别失效，成为洗钱风险首要源头。一是空壳商户注册信息高度同质化，多为批量代办注册，法定代表人、经办人多为被冒用身份的无关人员、闲置人员，甚至虚假身份，无实际经营决策权，银行传统证照核验、信息比对模式无法甄别虚假主体资质。二是开户尽职调查深度不足，银行对餐饮类小微商户、线上外卖商户的经营真实性核查宽松，未实地核验经营场地、门店实景、从业人员、经营流水，仅依托线上备案材料完成开户审核，无法识别无实际经营的空壳主体。三是受益所有人穿透核查缺位，不法分子通过多层股权代持、挂靠任职、间接控制等方式隐匿实际控制人，银行对小微商户股权结构、实际经营管控人员、资金实际支配人排查不彻底，无法穿透识别最终受益所有人，导致大量涉案空壳商户成功开立对公账户。四是公、私账户分离开户，平台收入绑定个人账户。平台端洗钱团伙收购大量不营利的注册商户，并买断其绑定商户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利用公、私户分离开户以及多银行间信息共享不充分的特征，规避银行监测，为其团伙洗钱活动提供合法账户载体，埋下清洗不法资金之雷。（二）虚构交易场景下客户交易真实性核验风险幽灵外卖依托虚假的外卖交易包装资金流转，精准规避银行常规风控规则，导致商业银行交易真实性核验失灵，虚假交易洗钱风险凸显。一方面，交易场景伪装性极强，不法分子模拟真实外卖消费场景，批量生成看似合法的订单流水、收单记录，交易金额、交易时段贴合普通餐饮消费特征，突破银行传统基于金额、时段、行业的风控筛查阈值，常规监测模型难以区分真实经营交易与虚构洗钱交易。另一方面，银行缺乏场景化核验能力，商业银行风控体系多聚焦资金流水异常，未对接外卖平台经营数据、物流配送信息、商户核销记录等外部场景数据，无法实现“资金流、交易流、货物流”三流匹配核验。对商户长期无真实履约记录、交易客户高度集中、交易资金远超正常餐饮营收、无淡旺季经营波动等异常特征识别滞后，无法及时发现依托虚假外卖交易掩盖的非法资金清洗行为，导致大量涉诈、涉赌非法资金通过虚假交易合规入账。（三）多层隐匿资金流转引发的资金溯源监测风险针对幽灵外卖资金多层拆分、链路割裂、跨域流转的洗钱特征，商业银行现有资金监测、溯源体系存在明显短板，资金穿透监测与风险追溯难度极大，可能因未能及时识别上报涉税可疑线索，间接助长偷逃税违法活动，同步面临银税联合核查追责。一是资金流转隐蔽化规避风险监测，非法资金入账后快速完成小额拆分、多账户中转、跨机构划转，通过高频小额分散流转规避银行大额交易、可疑交易预警规则，交易流水呈现常态化、生活化，隐蔽性极强。二是跨账户、跨机构链路溯源断裂，幽灵外卖洗钱涉及对公账户、多个个人账户、多银行机构联动流转，单家银行仅能掌握本行账户资金流水，无法实现全链路资金穿透查询、动态追踪，资金中转环节多、链路碎片化，导致上游非法资金源头难以追溯、下游资金去向难以核查。（五）公私账户混用产生的账户管理与资金清洗风险幽灵外卖公、私账户无序混用的洗钱模式，引发账户混用、资金洗白、风险扩散等多重合规风险。一是账户使用合规性失控，空壳商户对公账户本应该用于日常经营结算，却被专门用于承接非法资金，且频繁与大量陌生个人账户发生批量转账，脱离正常对公经营结算场景，银行对违规代收代付行为排查力度不足，账户使用动态管控缺位。二是风险交叉扩散叠加加剧。单一涉案对公账户可批量关联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涉案个人账户，形成集群化、网络化风险链条，呈现“一户涉案、整片关联、批量爆发”的特征。此类关联涉案账户溯源链条长、关联主体杂、资金链路碎。大幅增加商业银行账户排查、风险甄别、涉案处置的工作难度，极易引发监管检查通报及银行机构声誉风险。五、商业银行防控对策建议（一）强化穿透尽调，筑牢受益所有人源头防控防线一是落实实质性开户核验，对线上入驻的外卖商户，除核验营业执照、开户证照外，还要核查实体经营门店、经营实景、后厨场地等，对无实体场地、无法提供真实经营佐证、注册地址为虚拟挂靠地址的商户直接审慎准入或拒绝开户。二是个人客户开立结算账户时，主动核实客户经营业态，重点询问是否从事外卖、线上餐饮经营，对自述经营外卖却无法提供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合规资质的，应调低非柜面转账限额。同时，应告知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涉嫌违法的法律后果，从源头防范个人账户被收购、租借，供无证幽灵外卖作坊归集资金使用。三是强化受益所有人穿透识别，针对批量注册、代办开户、股权结构简单、法定代表人高龄或身份异常的主体，重点排查实际控制人、幕后操作人，穿透剔除挂名法定代表人、冒名开户主体，完整留存实际控制关系台账。（二）交易数据交叉核对，有效识别虚构外卖流水一是打通交易流水系统与外卖平台订单、配送、结算数据核验通道，实现资金流、订单流、物流三方交叉验证。针对商户账户备注餐费、配送费、营销补贴等交易，自动匹配对应平台订单编号、配送时间、收货地址；无真实履约配送记录、订单集中夜间大额批量收付、订单金额高度整数拆分、订单与收款时间严重脱节的交易，系统自动预警，推送人工复核，认定为虚假交易。二是针对个人账户与大量陌生对公商户、零散自然人高频往来的情形，联动工商数据核验交易对手经营状态，若对手为餐饮类空壳、注销、经营异常商户，同步核查账户持有人是否存在线上外卖经营行为；对长期仅通过个人账户承接经营款项、无对公结算配套的客户，开展穿透式持续尽调，收集其经营资质、订单、缴税凭证等，有效锁定无证经营资金链路。（三）规范公私账户管理，严防账户混用型资金清洗从严规范对公经营账户与个人结算账户分户使用管理，从开户准入、动态监测、持续尽调全流程堵住公私账户无序混用的洗钱漏洞。一是强化开户环节源头管控，开立对公账户时，明确告知账户仅限对应主体合法经营结算使用，严禁出租出借与实际控制人及无关人员个人账户代收代付资金，同步穿透核实受益所有人，提前排查名下批量个人账户，对存在空壳经营特征的客户直接提高风险等级。二是做实存量账户动态排查，定期梳理长期高频往来、资金规模与经营收入严重不匹配的账户。经核查确认个人账户被幽灵外卖作坊用于资金归集、拆分分流、隐匿应收偷逃税的，及时采取相关管控措施。三是压实持续尽职调查责任，发现商户长期借用个人账户承接经营款项、刻意混淆公私资金边界的，督促客户规范分户结算，必要时上报可疑交易报告，通过全流程闭环管控，切断不法分子依托公私账户混用拆分、分流、隐匿非法资金的操作通道，从账户载体层面遏制资金清洗风险滋生蔓延。
2026-08
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正式落地实施，“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三反协同监管被正式纳入法定框架，危害税收征管类犯罪已成为我国反洗钱领域重点打击的上游犯罪。本文以网红主播偷逃税案为例，释义互联网高收入群体偷逃税的行业乱象，揭示“以数治税”时代下，涉税洗钱犯罪职业化、数字化、多层嵌套的新型特征，对金融机构洗钱风险防控提出了穿透式、全生命周期管控的新挑战。笔者立足反洗钱一线监测分析工作实践，结合网红偷逃税典型案件暴露的风险点，系统梳理当前涉税洗钱风险的监管环境、发展现状与核心作案模式，深入剖析金融机构在涉税洗钱防控中的短板痛点，最终构建可落地、全链条的风险防控体系，为金融机构践行反洗钱法定义务、防范化解涉税洗钱风险提供实践参考。 一、“以数治税”背景下涉税洗钱防控的研究背景与现实意义随着金税四期系统全面落地运行，我国税收征管完成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的根本性转型，税务监管依托大数据与AI系统实现资金流、发票流全链路穿透式追踪，传统偷逃税行为的生存空间持续压缩。与此同时，涉税洗钱犯罪也同步呈现职业化、数字化、多层嵌套的新型特征，偷逃税与洗钱犯罪形成深度绑定的共生关系。网红偷逃税典型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空壳主体隐匿收入、多层账户拆分资金等方式，同步实现偷逃税款与非法资金洗白，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账户开立、交易监测、客户尽调环节的管控短板。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涉税洗钱新型风险特征，补齐金融机构合规管控短板，既是落实三反协同监管要求的法定职责，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安全与金融稳定的现实需要。二、“以数治税”下涉税洗钱风险的监管环境与发展现状（一）涉税洗钱监管的政策与技术环境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首次将反逃税与反洗钱的协同监管纳入法定框架，明确金融机构进行客户尽职调查，可以通过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公安、市场监督管理、民政、税务、移民管理、电信管理等部门依法核实客户身份等有关信息，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支持。2026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八部门联合召开全国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议，会议指出，两年来，全国累计检查涉嫌虚开企业超13万户，认定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738万份；检查出口骗税企业4850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246亿元。庞大的数字也点明我国涉税风险的严峻程度。从监管技术层面对标，金税四期系统的全面落地，标志着我国税务监管正式进入“以数治税”的穿透式监管时代。相较于金税三期，金税四期实现了税务、银行、市场监管、社保、海关、外汇等多部门的数据互联互通，通过大数据与AI算法，能够自动识别“企业收入与纳税申报不匹配”“个人账户大额频繁收款无合理用途”“空壳企业发票流与资金流背离”等异常情形，实现了从“人工选案”到“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也对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与交易监测，提出了与税务监管同标准的穿透式要求。从行业监管来看，随着网红经济、直播电商、自媒体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高收入、高现金流的新兴行业已成为涉税违法犯罪的高发领域，国家税务总局连续多年将明星网红、直播电商、医美等行业列为税务监管重点领域。此类行业普遍存在收入结构复杂、资金流转灵活、业务真实性难以核实的特征，极易成为不法分子利用空壳主体、虚开发票实施洗钱犯罪的载体，也成为金融机构反洗钱合规管控的重点与难点。（二）当前涉税洗钱风险的整体发展特征从案件规模来看，涉税犯罪已成为仅次于毒品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第三大洗钱上游犯罪类型。2026年一季度，国家税务总局集中曝光5起虚开增值税发票典型案例，涉案金额超10亿元，所有案件均伴随完整的洗钱资金流转链条，通过多层账户嵌套、资金分流回流完成非法所得洗白。从作案主体来看，涉税洗钱犯罪已从过去的单一企业、个体作案，转变为职业化、团伙化、全链条化的集团作案。大量专业财税中介、代理记账机构、工商注册代办机构深度参与其中，为不法分子提供空壳企业注册、发票申领、资金走账、纳税申报等“一站式”服务，形成了“注册空壳主体—虚构业务开票—资金闭环走账—拆分洗白套现—注销主体销迹”的完整犯罪闭环，反侦查能力极强，给监管排查与案件侦办带来了极大挑战。从风险扩散范围来看，涉税洗钱风险已从传统的商贸、生产加工行业，向直播电商、自媒体、医疗美容、人力资源服务等新兴行业与高现金流行业全面扩散。其中，网红、自媒体等新业态从业者，因其收入来源分散、资金流转灵活、个人与企业资产边界模糊，极易通过空壳主体拆分收入、私户隐匿收入等方式，实现偷逃税与资金洗白，成为当前涉税洗钱风险的高发群体。从作案手段来看，涉税洗钱犯罪的数字化、隐蔽化特征持续增强。随着智慧税务与反洗钱数字化监测体系的升级，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也同步完成了数字化迭代，一方面利用第三方支付、数字人民币等新型支付工具，完成资金的拆分与转移，规避银行账户的大额交易监测；另一方面通过线上渠道，批量虚构业务、开具发票，实现资金的快速分流，整个作案流程全程线上完成，无任何线下接触痕迹，监管识别难度大幅提升。三、基于网红偷逃税案的涉税洗钱核心作案模式与风险场景结合网红偷逃税典型案件暴露的违法手法，以及一线反洗钱监测排查的实操经验，当前税务领域洗钱犯罪主要分为四大核心模式，各类模式均有明确的操作逻辑与固定的资金流转路径，都是利用税务征管环节为非法所得披上合法外衣，实现掩饰隐瞒资金来源与性质的洗钱目的，也是当前金融机构反洗钱防控的核心关注方向。（一）空壳主体嵌套式洗钱模式该模式是网红、高净值人群中应用最广的涉税洗钱路径，核心逻辑是通过设立无实质经营的空壳主体，将非法收益或偷逃税款伪装为合规经营所得，借纳税申报实现资金“洗白”。其操作链条分为四步：一是不法分子依托中介机构，在全国多地批量注册个体工商户、个独企业等“三无”空壳主体；二是将个人劳务报酬或非法资金，以虚假服务合同为掩护，转化为空壳主体的对公经营收入，构建形式合规的交易闭环；三是借助核定征收、地方税收返还等政策，以3%-5%的低税率完成纳税申报，大幅压缩税负成本；四是将税后资金以“经营所得”名义划转至个人账户，完成资金合法化。此类账户流水普遍呈现“快进快出、当日结清”特征，无经营成本、社保缴纳等实质痕迹，金融机构若在开户环节未穿透核验经营真实性，极易沦为不法分子的资金通道。（二）私户分层流转隐匿式洗钱模式该模式是涉税洗钱领域最基础、最通用的资金隔离手段，核心是通过多层个人账户嵌套流转，斩断资金链路，掩盖真实来源与去向，规避穿透式监管，也是网红偷逃税案中高频出现的违法手法。其操作流程分为三步：首先将偷逃税款或上游犯罪所得从对公账户转入多个关联企业账户，完成首轮拆分；再由关联企业扣除手续费后，将资金拆分划转至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自然人“人头账户”，实现二次分流；最后经多轮拆分的小额资金，通过私转私在2-3层个人账户间流转后，回流至不法分子实际控制账户，形成闭环。该模式通过大额资金拆分、多层账户嵌套，切断资金上下游关联，大幅提升监管追踪难度，交易普遍呈现“公转私金额大、频次高、用途存疑”“私转私对手分散、资金快进快出”等特征，是金融机构交易监测的核心预警信号。（三）虚开发票成本冲抵式洗钱模式该模式是传统虚开发票犯罪与洗钱行为的深度融合，核心是通过虚开发票虚增企业经营成本，实现非法所得的套取与洗白，同时掩盖资金真实去向，达成偷逃税与洗钱的双重目的，在网红偷逃税案、企业高管洗钱案中均较为典型。其操作链条分为三步：一是不法分子与开票方签订虚假服务或购销合同，虚构交易背景；二是将资金从企业账户转入开票方对公账户，由开票方开具发票用于企业成本列支，冲抵利润以偷逃税款；三是开票方扣除约定费用后，将剩余资金通过多层空壳账户拆分，划转至不法分子控制的个人账户完成洗白。在网红偷逃税案中，不法分子常利用奢侈品消费、推广服务等无关发票冲抵成本，既偷逃税款又套取个人资金；同时，贪污贿赂、非法集资等上游犯罪所得也常借此方式合法化，发票沦为“洗钱凭证”，金融机构若未核验发票与业务的关联性，将为洗钱提供便利。（四）税收政策套利式洗钱模式该模式是近年来高净值群体主流的涉税洗钱方式，核心是利用部分地区的税收洼地、核定征收、行业减免等政策，大幅降低洗钱税负成本，为非法所得开辟低成本合法化通道。其操作流程为：首先在税收洼地注册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申请享受个税核定征收与地方增值税、所得税返还政策；其次将非法所得、高收入劳务报酬通过虚构业务，转化为洼地企业的经营收入，完成对公流转；最后以极低税负申报纳税，将税后资金以经营所得名义划转至个人账户，完成资金洗白。该模式的核心风险在于，不法分子借助地方税收优惠，将无真实业务的资金流转包装为合规经营，以低成本完成洗钱全流程，且洗白后立即注销企业销毁痕迹，大幅提升监管核查难度。此类主体普遍存在“注册地与经营地分离”“业务发生地与纳税地分离”“短期大额资金流入后立即转出并注销”等特征，属于高风险洗钱预警信号。四、当前金融机构涉税洗钱风险防控的核心短板结合网红偷逃税案暴露的问题，以及一线反洗钱监管核查的实操情况来看，当前多数金融机构在涉税洗钱风险防控中，仍存在客户尽调穿透性不足、交易监测适配性不强等核心短板，未能适配“以数治税”时代穿透式监管的要求，也是涉税洗钱犯罪能够顺利完成资金流转的重要原因。（一）客户尽职调查穿透性不足，受益所有人识别失效 客户尽职调查是反洗钱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当前金融机构涉税洗钱防控的核心短板。多数金融机构在账户开立环节，仅审核客户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等表面资料，未对客户的实际经营场所、从业人员、社保缴纳情况、业务真实性进行实质性核实，无法识别空壳主体、挂靠经营等高风险情形。对于网红、自媒体、高净值人群等重点客户，多数金融机构未按照强化尽调的要求，开展受益所有人穿透识别，未对客户的关联企业、收入来源合理性进行全面核查，无法识别客户通过多层关联企业嵌套隐匿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就像网红偷逃税案中，当事人通过亲属、无关人员注册大量空壳个体工商户，金融机构在开户时未穿透识别实际控制人，也未核实经营真实性，最终导致大量空壳账户被用于洗钱，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二）可疑交易监测适配性不足，税务风险预警精准度低当前多数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模型，仍以传统的“大额交易、频繁交易、快进快出”等通用指标为主，未结合涉税洗钱风险的特征，构建适配税务监管要求的专项监测模型，无法精准识别涉税洗钱可疑交易。一方面，监测模型未纳入税务相关风险指标，未实现资金流与发票流、纳税数据的交叉验证，对“企业收入体量与纳税申报严重不匹配”“高收入低纳税”“公转私无合理经营用途”“发票开具与资金流向背离”等核心涉税风险信号，无法实现有效预警；另一方面，针对网红经济、直播电商、医美等涉税高风险行业，未建立行业专项监测模型，对新兴行业的交易特征、资金流转规律把握不足，导致大量可疑交易无法被有效识别，出现“预警的无风险，有风险的不预警”的尴尬局面。五、金融机构涉税洗钱风险全流程防控体系的构建思考针对当前涉税洗钱风险的新型特征与金融机构的防控短板，结合“以数治税”时代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从客户尽调、交易监测、制度引领、跨部门协同、人员培训五个维度，构建全流程、穿透式的涉税洗钱风险防控体系，切实履行反洗钱法定职责，筑牢涉税洗钱风险防控防线。（一）升级穿透式客户尽职调查体系，筑牢准入防线金融机构须严格对标“穿透式监管”要求，将经营真实性核验、受益所有人穿透识别嵌入客户准入流程，从源头阻断空壳主体开户通道，筑牢洗钱风险第一道防线。针对网红、自媒体、医美、黄金珠宝等涉税高风险行业客户，建立专项准入审核标准，开户环节必须核验实际经营场所、固定从业人员、社保缴纳记录、业务经营资质等核心信息，要求客户出具经营真实性材料并申报关联企业清单，对无实际经营场所、无真实业务背景的空壳主体，不予开户，在客户准入端严防风险发生。同时强化受益所有人穿透识别，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市场主体，穿透识别至最终实际控制人，交叉验证法定代表人、经营者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关系，防范利用他人身份注册空壳主体开户的情形。此外，建议通过税务机关主导，对金融机构发现涉税风险较高的客户，进行内部标记，并实现金融机构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同时，将客户纳税信用等级、税务行政处罚记录、偷逃税失信记录作为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划分的参考指标，纳入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动态认定标准之一，要求金融机构对高税务风险客户采取强化尽调、限制交易额度、加强交易监测等差异化管控措施。（二）构建税务导向的智能化交易监测模型，强化事中预警金融机构须以技术赋能为核心抓手，在与税务机关信息充分共享的前提下，将税务风险指标全面纳入反洗钱交易监测体系，构建适配涉税洗钱新型特征的智能化监测模型，实现资金流、发票流、纳税申报数据的交叉验证，精准识别异常交易与可疑行为。一是在模型建立上，税务机关如果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将企业的纳税信息共享至金融机构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可定向新增“企业收入与纳税申报严重不匹配”“高收入低纳税”“高频大额公转私无合理经营用途”“资金快进快出无对应经营成本支出”“发票流与资金流严重背离”等核心涉税风险指标，实现对涉税洗钱行为的精准预警。二是针对网红经济、直播电商等高风险行业，搭建行业专项监测模型，结合行业交易特征、资金流转规律优化监测阈值，提升异常交易识别的精准度与敏感度，有效破解传统监测模型的“漏报、误报”难题，为事中风险防控提供数据化支撑。（三）深化反洗钱与税务合规深度融合在内控制度完善环节，建议金融机构将税务合规要求全面嵌入反洗钱全流程管理体系建设中，推动反洗钱工作与税务合规深度融合，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风险管控机制。一是在客户尽职调查环节，定期核查客户纳税申报情况、税务违规记录，对客户经营收入与纳税情况严重不符、存在税务行政处罚记录或被列入税务失信名单的客户，纳入强化尽调范围，全面排查资金交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发现可疑情形第一时间上报可疑交易报告。二是在客户退出环节，建立账户注销回溯排查机制，对短期内发生大额资金流转后立即申请注销的账户，尤其是空壳个体工商户、小型微利企业账户，形成与税务机关的信息共享回溯性风险排查机制，核验资金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发现洗钱嫌疑的，按规定上报可疑交易报告并移送税务机关。（四）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以数治税”背景下的涉税洗钱风险防控，绝非金融机构单方面能够完成，必须强化与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构建信息共享、联合防控、全链条打击的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主动对接税务、市场监管部门，及时获取企业工商注册信息、经营异常信息、纳税信用信息、税务违规处罚信息等数据，将其纳入客户准入与持续尽职调查环节，实现风险提前预警。二是加强行业交流与监管沟通，及时向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部门、税务部门反馈涉税洗钱风险的新特征与作案模式，提出监管协同优化建议，共同完善涉税洗钱风险防控体系。（五）加强专项培训与合规考核，提升全员防控能力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自身一线人员合规培训与专业能力建设。一是开展常态化专项培训，针对新兴行业的涉税洗钱模式、特征、风险信号开展专题培训，结合典型偷逃税洗钱案例，让一线客户经理、柜员、反洗钱监测人员全面掌握主体识别以及异常交易分析研判的核心要点，提升风险识别精准度。二是建立内部考核与问责机制，将涉税洗钱风险防控成效纳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对客户尽调到位、及时发现并上报重大可疑交易的员工予以表彰奖励；对客户尽调不到位、违规为高风险客户开户、履职不到位导致未及时发现可疑交易风险事件的人员，依规严肃问责，形成有效的合规激励与约束机制。 民生银行长春分行 李雯婷吕冬末
2026-07
近年来，随着征信信息覆盖主体扩大、征信产品应用场景拓展，个人信用报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广泛应用，信息主体对自身信用信息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各类基于信用报告记载内容产生的征信投诉量明显增加且情况复杂，这些情况给商业银行征信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正确处理好个人征信投诉，既是商业银行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践行“征信为民”服务理念的最好诠释。因此，商业银行应立足实际，提高站位，提升个人征信投诉处理工作质效，有效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一、个人征信投诉的现状特征与挑战个人征信投诉是指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信息提供者或者信息使用者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而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反映并要求处理的行为。随着征信体系的不断完善，个人征信报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征信投诉问题日益凸显，加上金融黑灰产恶意破坏，针对个人征信报告展示信息内容投诉愈演愈烈，并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征信投诉事项多样化、复杂化。个人征信投诉内容由常见的不履行不良信息告知义务，未经本人授权向征信中心上报信贷信息、上报的逾期金额有误等内容，逐步发展为上报的客户基本信息错误，主要针对客户单位地址、单位电话、行业、职业、职称、职务等信息与业务申请时采集信息不符或者漏报，更有甚者投诉最大授信额度、近六个月平均使用额度、上报贷款逾期金额计算公式、执行利率、利息计算、系统逻辑等方面的内容，投诉内容格式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代理投诉迹象明显，给商业银行调查核实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二）处理流程繁琐性与专业性要求高。个人征信投诉涉及商业银行多个业务部门，业务时间跨度长，处理流程复杂程度高，投诉诉求专业化程度高，需要商业银行多个部门共同努力解决，针对投诉事项的调查核实、取证回复、上报监管机构等多个环节，涉及行内多个业务系统，相关征信信息报送系统、客户信息采集系统短时间内较难完成调查取证，部分信息无法直接提取，需要向商业银行的上一级管理机构申请调取，相关答复的时效性影响个人征信投诉处理工作效率。（三）过度维权与恶意投诉现象突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金融消费者开始注重个人信用报告记录的信息，对信用报告中展示的每一项信息高度关注，部分投诉人受一些负面思想影响，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错误认识，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接入机构，反复多次对同一问题向监管机构申诉，达到施压商业银行为其删除逾期记录的目的，以及社会上一些金融黑灰产“征信修复、征信洗白”代理投诉，进一步加剧了过度维权、恶意维权现象。二、个人征信投诉激增的深层原因剖析近年来，个人征信投诉数量呈上升趋势，投诉内容多样化，给征信工作管理部门和商业银行带来了较大挑战，在与信息主体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中，产生投诉的主要原因涉及以下方面：（一）银行内部运营与管理因素1.数据源头质量瑕疵。客户信息采集、录入环节存在疏忽或错误，信贷业务系统与征信报送系统对接不畅或逻辑错误导致信息，报送不准确。2.业务流程执行不规范。未严格落实征信查询和报送的“事前授权”要求，或授权流程存在瑕疵，引发信息主体对数据采集合法性的质疑。对不良信息的告知义务未能有效履行，导致客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报不良记录。贷款到期还款提醒不及时、不充分，导致部分客户因疏忽造成非恶意逾期。3.内部沟通协调不畅。征信投诉处理涉及前中后台多个部门，职责边界不清、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协调效率低下，导致调查核实周期长、反馈不及时。4.员工专业素养不足。一线业务人员对征信法规、业务流程、数据逻辑理解不深，对客户的咨询解释不清或存在误导，甚至操作失误，埋下投诉隐患。（二）信息主体认知与行为因素1.征信知识匮乏与认知偏差。部分信息主体对征信体系运作机制、个人信用报告的构成、不良信息的报送规则及保存期限等缺乏基本了解。存在“信用记录可以随意修改”“所有负面信息都能删除”等错误认知，对银行或征信机构提出不合理诉求。2.对信用记录的敏感性及维权意识增强。随着“信用社会”建设深入，个人信用报告在贷款、就业、消费等多场景应用广泛，信息主体对其信用记录的关注度和敏感性显著提高，一旦发现报告中的任何疑问或负面信息，维权意愿强烈。3.非理性维权与“搭便车”心理。受“闹大才解决”的错误观念影响，部分投诉人倾向于采取反复投诉、升级投诉甚至威胁性投诉等方式向银行施压。此外，部分人受金融黑灰产宣传蛊惑，认为通过代理投诉能更容易达到修复征信的目的。4.信息更新滞后。部分信息主体在联系方式、工作单位等关键信息变更后，未及时主动通知银行更新，导致银行报送的信息与实际不符。（三）外部环境因素1.金融黑灰产的恶意煽动与产业化运作。社会上出现大量以“征信修复”“征信洗白”为幌子的非法中介机构。他们利用信息主体急于消除不良记录的心理，编造理由、伪造材料、教唆甚至代理信息主体进行恶意投诉，批量发起格式化、标准化投诉件，干扰银行正常经营秩序，是导致投诉量激增和复杂化的重要原因。2.征信应用场景的深度拓展。个人征信报告的应用已从传统的金融信贷领域扩展至租赁、求职、出行、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覆盖主体扩大，使得征信记录的影响力倍增，任何微小瑕疵都可能引发投诉。3.监管环境趋严与投诉渠道便捷化。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对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日益重视，投诉渠道更加畅通便捷，客观上降低了投诉门槛，但也可能被过度利用。4.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经济波动时期，部分人群还款能力下降导致逾期增多，对信用记录修复的需求随之上升，也间接推高了相关投诉量。三、个人征信投诉治理优化路径随着征信系统的不断完善，商业银行面临的征信业务风险愈发严峻。个人征信投诉处理得妥善与否关系到每位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无论投诉的真实性如何，商业银行都应给予充分重视，在处理个人征信投诉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客户合法权益保护的原则，不折不扣地落实人民银行征信业务管理要求，积极开展调查、核实、取证、回复等处理工作，要切实保护信息主体信息安全，依法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受侵犯。（一）完善征信投诉处理机制。《征信投诉处理规程》对征信投诉处理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投诉申请、处理、答复、终止告知等相关条款进行了阐释，为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基础。商业银行作为征信投诉的直接责任者，应当建立健全征信投诉处理机制：应当建立面向客户的个人征信业务咨询窗口，提高对客户征信服务的精准度，避免因业务人员解释不清或解释错误引发客户不满，造成二次投诉；还应建立征信投诉处理工作机制，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做好征信投诉的受理与反馈，实行专人专办，收到投诉后第一时间跟进处理，建立台账、有序推进，及时反馈。（二）畅通客户征信维权通道。面对个人征信方面的投诉，银行机构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客户权益。银行应设立专门的征信客服团队，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减少因解释不清或错误引发的客户不满。通过专人负责制确保快速处理投诉，并建立详细记录和反馈机制。以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为着力点，立足实际，就地解决矛盾，对投诉中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归属专业或业务发生机构进行确认。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解决客户征信问题，以完善征信投诉处理流程。各级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应协助做好与征信投诉相关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咨询工作，帮助消费者了解正确的征信维权渠道，增强信息主体守信意识、信息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三）做好源头治理以压降征信投诉。商业银行应当做好征信数据源头治理工作，规范征信查询事前授权及不良信息告知制度。在办理个人贷款、信用卡等业务时，做好客户身份认证核验、授权签署等工作，尽到重点提示义务，严格规范授权。做好贷款到期前的还款提醒工作，有效避免客户由于疏忽造成的非恶意逾期。切实履行好不良信息告知义务，在向征信系统报送不良信息前，予以提醒。牢牢守住源头治理关，从源头上做好引导和公开工作。严禁因迫于压力而删除准确无误的不良信息。（四）做好征信宣传教育工作。商业银行应当持续开展有温度、有广度、有力度的征信宣传。依托“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14信用记录关爱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重点围绕大学生、老年客户群体，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开展征信宣传，普及征信知识，解读个人征信报告，解答征信疑惑，着力营造“学征信、懂征信、用征信”的良好氛围。（五）加大征信权益保护工作力度。商业银行应当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作为征信权益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措并举织密征信权益“保护网”。认真落实新修订的《征信投诉办理规程》，扎实做好投诉处理，维护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探索建立线上征信维权沟通平台，推动征信投诉矛盾前置化解。个人征信投诉的爆发式增长及其呈现出的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甚至恶意化特征，已成为当前商业银行征信管理工作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究其根源，是银行内部运营管理存在不足、信息主体认知偏差与行为失范以及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投诉处理工作的繁琐性与专业性要求，更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商业银行应不折不扣地履行监管要求，积极配合监管部门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数据质量、打击恶意投诉，维护征信体系的公平性、公正性，才能有效化解矛盾，降低征信投诉，实现征信工作高质量发展。 工行通化分行郭惠敏
2026-07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核心方向，我国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绿色经济、低碳发展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线。绿色金融作为服务绿色低碳发展、优化生态环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金融工具，是金融体系顺应时代发展、践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一、调研背景与目的银行业作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力军，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等绿色金融业务的核心供给方，在支持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保护、绿色基建、碳减排等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强力引导下，我国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步伐持续加快，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体系逐步丰富、服务模式持续创新。但绿色金融仍处于发展初期，银行业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机制、市场环境、业务能力等方面的瓶颈，发展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本次调研立足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宏观态势，全面梳理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成效，深度剖析行业发展面临的瓶颈与制约因素，系统探究银行业绿色金融长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策略，为银行业加快绿色金融布局、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思路。二、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宏观现状（一）政策支撑体系日趋完善，发展导向清晰明确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构建起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为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央行、监管部门、财政部门陆续出台绿色金融发展指导意见、绿色信贷指引、绿色债券管理办法、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绿色金融标准、业务规范、监管要求；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定向降准、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为银行业提供低成本绿色金融资金；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降低银行业绿色金融业务成本与风险；建立绿色金融考核评价机制，将绿色信贷投放、绿色金融服务成效纳入银行业监管考核，压实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主体责任，形成“政策引导、监管约束、市场运作”的发展格局。（二）绿色金融业务规模持续扩张，信贷投放稳步增长银行业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政策，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业务，整体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绿色信贷作为核心业务，余额连年大幅攀升，信贷资金精准投向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生态修复、资源循环利用、碳减排等绿色低碳领域，有效支撑绿色产业、低碳项目发展；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创新业务稳步推进，业务种类不断丰富，成为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越来越多银行将绿色金融纳入长期发展战略，成立专门绿色金融部门、事业部，专业化推进绿色金融业务布局。（三）绿色金融标准逐步统一，业务规范化水平提升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推进，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核心业务标准逐步统一、规范。银行业严格对照国家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信贷统计口径，明确绿色金融业务支持范围、认定标准、操作流程，有效解决此前业务界定模糊、统计不规范等问题；银行内部逐步建立绿色金融业务审批、风控、核算、考核全流程规范体系，业务运作愈发专业、规范，绿色金融业务质量稳步提升。（四）产品服务创新持续推进，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银行业围绕绿色产业、低碳经济多元化需求，持续推进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在传统绿色信贷基础上，创新推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排污权质押贷款、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项目收益债券、ESG理财产品、碳减排票据等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覆盖绿色产业全链条、全场景融资需求；服务模式不断优化，推行绿色项目专属审批通道、一站式绿色金融服务、绿色客户专属服务方案，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效率；服务领域从传统节能环保、清洁能源，逐步向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绿色农业、低碳交通、碳减排交易等多领域延伸，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五）绿色发展理念逐步深化，社会责任意识增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融入银行业经营管理全过程，银行业社会责任意识持续增强。各大银行纷纷将绿色金融作为践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业务发展中坚守绿色理念，严控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信贷投放，加快退出落后产能项目，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加强自身绿色运营，推进网点绿色改造、数字化办公、低碳运营，践行绿色发展责任，形成“金融赋能绿色产业、自身践行绿色发展”的双向格局。三、银行业绿色金融长效发展面临的宏观瓶颈（一）绿色金融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风险收益失衡当前银行业发展绿色金融仍以政策驱动为主，市场驱动、内生动力明显不足，核心瓶颈在于风险与收益不匹配。一是绿色产业项目周期长、回报慢，绿色金融业务资金占用量大、收益见效慢、盈利空间有限，银行业短期经营效益提升不明显，主动布局积极性不足；二是绿色项目技术门槛高、政策不确定性大、市场风险高，部分绿色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项目盈利稳定性不足，信贷违约风险相对较高，银行风控压力大；三是绿色金融外部风险补偿、激励机制不够完善，财政贴息、风险补偿覆盖面有限、力度不足，银行承担风险与获得收益不匹配，进一步制约业务发展动力。（二）绿色金融标准与风控体系仍不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与风险防控体系存在短板，制约业务规范发展。一是绿色金融标准执行存在差异，虽然国家统一了基础标准，但部分细分领域、创新业务的绿色认定标准不够细化、明确，银行在业务实操中界定难度大，易出现标准执行不一、业务认定偏差等问题；二是绿色风控体系不健全，绿色金融风险兼具金融风险与环境风险、社会风险，风险识别、评估、处置难度大，银行缺乏专业的绿色风控模型、评估工具，环境风险量化分析能力不足，难以精准防控复合型风险；三是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绿色企业、项目环境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完整、不及时，银行难以精准掌握项目环境风险，加大风控难度。（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同质化问题突出银行业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滞后于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是产品结构单一，仍以传统绿色信贷业务为主，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绿色租赁、碳金融等创新业务规模偏小、发展缓慢，无法满足绿色产业多元化、多层次融资需求；二是产品创新同质化，各大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功能、模式、流程大同小异，缺乏针对不同绿色产业、不同类型项目、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定制化、专属化产品，产品特色与竞争力不足；三是产品适配性不强，针对中小微绿色企业、初创型绿色项目的金融产品供给短缺，此类主体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四）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与配套机制不健全绿色金融市场生态不完善，配套支撑机制存在短板，难以形成发展合力。一是绿色金融市场主体单一，过度依赖银行业信贷支持，保险、证券、基金、担保等金融机构参与度不足，多方协同服务体系尚未建立；二是绿色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绿色企业信用信息、环境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不健全，银企环境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三是碳交易市场、绿色权益交易市场不够成熟，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绿色权益交易、质押、估值机制不完善，绿色权益变现难度大、流通性不足；四是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统一的绿色金融信息平台、碳核算平台、风险监测平台尚未完全建立，业务运营效率偏低。（五）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明显银行业绿色金融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城乡、区域差距显著。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核心城市，绿色产业基础好、政策支持力度大、金融资源充足，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布局早、发展快、规模大、创新活跃；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地区，绿色产业发展滞后、金融资源匮乏、政策配套不足，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布局缓慢、规模偏小、产品单一，农村绿色金融服务尤为薄弱，难以适配乡村绿色发展、生态振兴的金融需求，拉低绿色金融整体发展水平。四、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长效发展的宏观策略（一）强化政策激励与风险补偿，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构建政策激励与风险平衡机制，推动绿色金融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一是加大政策激励力度，优化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再贷款覆盖面与投放力度，为银行提供低成本长期资金；完善财政贴息、税收减免、费用补贴等政策，提升银行绿色金融业务收益空间；二是健全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绿色金融风险补偿基金，对绿色信贷不良贷款给予适度补偿，降低银行风险损失；三是深化绿色金融考核导向，提高绿色金融业务监管考核权重，强化正向激励，引导银行主动加大绿色金融资源投入。（二）完善标准与风控体系，夯实规范发展基础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与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业务合规、稳健发展。一是细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结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完善细分领域、创新业务绿色认定标准，统一业务统计、核算、披露规范，推动银行标准化、规范化开展业务；二是构建专业化绿色风控体系，建立融合金融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的综合风控模型，提升环境风险量化评估、精准防控能力；三是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强制要求绿色企业、项目规范披露环境信息，建立统一的环境信息共享平台，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四是加强绿色金融全流程风控，严格落实绿色项目准入、审批、投后管理、风险处置全流程管控，严控业务风险。（三）深化产品服务创新，丰富绿色金融供给立足绿色产业多元化需求，推进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升级。一是优化产品结构，在做强绿色信贷核心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绿色理财、绿色租赁、碳金融、绿色供应链金融等创新业务，构建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体系；二是推进定制化产品创新，针对不同绿色产业、中小微绿色企业、乡村绿色项目，推出专属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弱化抵押物依赖；三是创新服务模式，开辟绿色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一站式、综合化绿色金融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四是拓展服务场景，将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制造业转型、民生工程相结合，扩大服务覆盖面与适配性。（四）健全市场配套机制，优化绿色金融生态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与配套机制，构建多方协同的良好生态。一是丰富市场参与主体，推动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担保、评级机构深度参与绿色金融市场，建立“信贷+债券+保险+担保+基金”多位一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完善绿色权益交易市场，健全碳排放权、排污权等绿色权益估值、交易、质押、变现机制，提升绿色权益流通性；三是加强绿色信用体系建设，整合企业环境信用、金融信用信息，建立统一的绿色信用评价、共享机制；四是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搭建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信息平台、碳核算平台、风险监测平台，提升业务运营效率。（五）统筹区域均衡发展，补齐城乡发展短板推动绿色金融区域、城乡均衡发展，提升整体发展质效。一是加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地区绿色金融资源倾斜，引导银行优化绿色金融布局，推动绿色金融服务下沉；二是贴合区域绿色发展需求，针对性开发区域特色绿色金融产品，支持地方绿色产业、乡村生态振兴、农村环境治理；三是加强区域协同联动，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资源、技术、人才共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四是大力发展农村绿色金融，加大农业绿色生产、乡村生态修复、农村清洁能源等领域金融支持，补齐农村绿色金融短板。（六）坚守绿色发展理念，践行金融社会责任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与自身绿色运营协同发展。一是持续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金融深度融入银行长期发展战略，贯穿业务全流程，坚定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助力产业绿色转型；二是推进银行自身绿色运营，加快网点绿色改造、数字化低碳运营，减少自身碳排放，践行低碳责任；三是加强绿色金融宣传普及，提升企业、社会公众绿色金融认知与绿色发展意识，营造良好的绿色金融发展社会氛围。五、调研结论绿色金融是银行业顺应国家“双碳”战略、服务绿色发展、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银行业绿色金融已进入快速发展期，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业务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创新稳步推进，但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标准风控不完善、产品创新滞后、专业人才短缺、市场生态不健全、区域发展不均衡等诸多瓶颈，长效发展基础仍须夯实。推动银行业绿色金融长效、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产品创新与风控合规相结合、专业赋能与生态优化相结合，从政策激励、体系完善、产品创新、人才建设、市场配套、区域均衡等方面全方位发力，破解发展瓶颈、补齐发展短板、激发发展活力。唯有构建起专业化、市场化、多元化、可持续的绿色金融体系，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赋能绿色发展的核心作用，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工行通化分行刘政赫
2026-06
当前，以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社交论坛、自媒体账号为代表的新媒体全面普及，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滞后、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格局，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即时化、碎片化、全民化。银行业作为关乎国计民生、与社会公众利益高度绑定的金融行业，其服务质量、业务流程、产品合规、员工言行、政策调整等每一个环节，都极易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新媒体环境下银行业负面舆情传播速度更快、波及范围更广、发酵路径更隐蔽、舆论引导难度更大，单一网点的服务纠纷、个别业务的合规问题、一则未经证实的金融谣言，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全网热议，直接冲击银行品牌声誉、客户信任度，甚至引发区域性金融信任危机，对银行稳健经营、行业形象乃至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一、新媒体环境下银行业舆情核心特征（一）传播即时性强，处置窗口期大幅缩短。新媒体平台信息发布无需审核，一经传播、实时扩散，银行业负面信息一旦在社交平台、短视频渠道发布，能在数小时内突破地域、圈层限制，形成大范围传播。传统舆情“黄金4小时”处置原则被不断压缩，部分舆情在1-2小时内即可快速发酵，若银行未能第一时间察觉、响应、处置，极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导致舆情持续升级。（二）传播主体多元，舆情源头难以把控。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客户、自媒体博主、网络大V、普通网民等都可成为舆情发起者。舆情不再局限于正规媒体报道，客户随手发布的服务吐槽、网点现场视频，自媒体断章取义的解读、未经证实的谣言，都能成为舆情导火索。且舆情发布具有隐蔽性，部分信息通过匿名账号、私域流量传播，前期排查、源头管控难度极大。（三）舆情内容碎片化，易引发情绪化发酵。公众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的银行业相关信息，多以简短文字、片段视频、片面表述为主，缺乏完整事实依据。同时，金融服务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负面信息容易激发公众共情心理，引发情绪化、非理性评论，进而形成舆论对立，简单的业务纠纷、服务投诉容易被放大为行业性问题，增加舆情引导难度。（四）风险传导性强，易引发连锁反应。银行业舆情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传导性，单一机构、单一业务的负面舆情，不仅会影响涉事银行自身，还可能波及整个行业声誉；部分涉及金融安全、资金安全的舆情，若处置不当，还可能引发客户恐慌，出现集中取款、业务退单等问题，触碰金融稳定底线，舆情风险极易转化为实际经营风险。（五）舆情留存持久，后期修复难度大。新媒体平台信息具有可转发、可保存、可回溯的特点，负面舆情即便短期内得到平息，相关信息仍会长期留存于网络平台，后续一旦出现类似事件，旧舆情极易被重新翻出、二次发酵，持续影响银行品牌形象，后期声誉修复、客户信任重建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二、当前银行业舆情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舆情管理意识薄弱，全员防控理念缺失。部分银行机构管理层重业务发展、轻风险防控，将舆情管理简单等同于“负面信息处理”，未将其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对新媒体舆情的危害性、复杂性认知不足。基层员工普遍缺乏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日常服务中不注重言行规范、服务细节，面对客户质疑、投诉时应对不当，容易激化矛盾；部分员工对身边的舆情风险隐患敏感度不足，不懂得及时上报、规避，导致小问题演变为大舆情。同时，舆情管理工作多由办公室、宣传部门兼职负责，未形成全员参与、全流程防控的工作格局，各业务部门与舆情管理部门协同不足。（二）舆情监测体系不完善，预警能力不足。一是监测范围存在盲区，多数银行舆情监测仍聚焦于传统新闻网站、官方平台，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论坛、微信群、朋友圈、小红书等新兴新媒体平台监测覆盖不足，大量隐性舆情、小众平台舆情无法及时捕捉；二是监测手段相对落后，多依赖人工排查、第三方简单监测，缺乏智能化、精准化的舆情监测工具，对模糊性、碎片化、隐性负面信息识别能力较弱；三是预警机制不健全，未建立分级分类的舆情风险预警标准，对舆情风险等级判断不准确，早期风险信号无法及时预警，导致舆情处置陷入被动。（三）舆情处置机制不健全，应对能力薄弱。一方面，舆情处置流程不规范，缺乏标准化、全流程的处置预案，面对突发舆情时，存在响应不及时、信息上报滞后、部门推诿扯皮、处置措施单一等问题，部分机构一味采取“删帖、压制”的粗暴方式，反而引发公众反感，加剧舆情升级；另一方面，舆情回应专业性不足，官方回应内容生硬、滞后，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不熟悉新媒体传播语境和沟通技巧，无法有效引导舆论、澄清事实。此外，基层机构舆情处置权限不足，重大舆情需层层上报审批，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四）专业人才队伍缺失，管理能力滞后。银行业普遍缺乏专职、专业的舆情管理人才，现有工作人员多为兼职，未接受过系统的新媒体舆情管控、声誉风险管理、应急处置、媒体沟通等专业培训，对新媒体传播规律、舆情研判技巧、应急话术撰写等专业能力不足。同时，银行内部缺乏常态化的舆情应急演练，面对突发复杂舆情时，工作人员应对慌乱、处置失当，无法高效化解舆情风险。（五）舆情复盘与长效防控缺失。多数银行机构存在“重处置、轻复盘”的问题，舆情平息后，未及时开展全面复盘分析，未深入梳理舆情爆发根源、处置环节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无法形成闭环管理。同时，未建立舆情案例库、风险防控台账，对同类舆情隐患未提前排查整改，导致同类舆情反复发生，未能从源头防范舆情风险，长效防控机制尚未建立。三、新媒体发展形势下银行业舆情管理优化对策（一）强化思想引领，树立全员舆情防控理念。一是提升管理层重视程度，将舆情管理纳入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和年度重点工作，明确舆情管理工作目标、责任分工，加大资源投入，构建“高层重视、部门协同、基层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强化全员舆情风险意识，通过专题培训、案例宣讲、日常宣传等方式，普及新媒体舆情风险知识，让全体员工认清舆情危害，树立“人人都是舆情防控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规范日常服务言行，主动规避舆情风险；三是健全责任考核机制，将舆情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各岗位绩效考核，明确责任追究标准，倒逼全员落实舆情防控责任。（二）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实现舆情早发现早预警。一是拓宽舆情监测范围，构建“全覆盖、无死角”的监测网络，将短视频平台、社交论坛、自媒体账号、私域流量池等全部纳入监测范围，实现全平台、全渠道舆情监测；二是升级监测技术手段，引入智能化舆情监测系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负面信息自动抓取、语义分析、风险研判，提升隐性舆情、苗头性舆情识别能力；三是健全分级预警机制，根据舆情影响范围、风险等级、传播态势，建立红、黄、蓝三级预警机制，明确不同等级舆情的上报流程、处置时限、责任主体，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三）规范舆情处置流程，提升应急应对能力。一是制定标准化应急处置预案，结合银行业务特点和舆情类型，针对服务投诉、产品纠纷、网络谣言、员工负面信息等不同场景，制定可操作、可落地的处置流程，明确响应时限、信息发布、沟通话术、部门协同等要求，确保舆情发生时快速响应、规范处置；二是优化舆情回应方式，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及时高效”的原则，熟悉新媒体沟通语境，用通俗易懂、真诚务实的语言回应公众关切，主动澄清事实、化解误会，杜绝拖延、敷衍、粗暴处置；三是赋予基层机构适当处置权限，简化重大舆情上报审批流程，建立应急处置绿色通道，提升一线处置效率，牢牢把握舆情处置主动权。（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专业管理基础。一是组建专职舆情管理队伍，配备专业工作人员，负责日常舆情监测、研判、处置、复盘等全流程工作；二是开展常态化专业培训，围绕新媒体传播规律、舆情研判技巧、应急处置流程、媒体沟通话术、法律法规等内容，定期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三是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定期模拟各类突发舆情场景，开展跨部门协同处置演练，提升团队应急响应、协同配合、实战处置能力；四是建立外部专家智库，聘请媒体、公关、法律等领域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五）健全复盘整改机制，构建长效防控体系。一是建立舆情复盘制度，每一起舆情处置完毕后，及时开展全面复盘，深入分析舆情暴发根源、处置流程短板、改进方向，形成复盘报告，明确整改措施、责任部门、完成时限；二是搭建舆情案例库，收集整理行业内及自身典型舆情案例，总结经验教训，为后续舆情处置提供参考；三是强化源头风险防控，针对舆情暴露出的业务短板、服务漏洞、管理问题，全面开展排查整改，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完善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舆情隐患；四是加强正面宣传引导，依托新媒体平台主动发布金融知识、服务举措、正面事迹，塑造良好品牌形象，提升公众信任度，对冲负面舆情影响。（六）强化内外协同联动，形成舆情防控合力。对内，建立舆情管理部门与业务、风控、合规、基层网点等常态化协同机制，实现舆情信息共享、风险共防、处置联动，形成全流程防控链条；对外，加强与监管、网信、公安、主流媒体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处置、谣言打击机制，主动争取专业指导和支持，及时遏制不实信息传播，共同维护良好金融舆论环境。四、结论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既为银行业拓宽宣传渠道、提升服务影响力提供了新机遇，也让舆情风险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当前，银行业舆情管理工作仍存在意识薄弱、体系不完善、处置能力不足、人才匮乏等突出问题，若不及时优化改进，极易引发重大声誉风险，影响银行稳健经营和金融行业稳定。面对新形势，银行业必须转变传统舆情管理理念，主动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以完善制度体系为核心，以强化技术支撑为保障，以提升队伍能力为基础，以全流程闭环管理为抓手，构建“事前精准预警、事中高效处置、事后复盘整改”的全链条舆情管理体系。同时，坚持全员参与、内外协同、源头防控，全面提升舆情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化解各类舆情风险，维护银行品牌声誉和客户信任，为银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的舆论环境。工行四平分行赵胜男
2026-05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犯罪已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示，环境犯罪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0亿至281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犯罪产业。在绿色金融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犯罪分子开始将环境犯罪所得与绿色金融工具相结合，催生了“洗绿式洗钱”这一新型洗钱模式。这种犯罪行为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社会公平性构成威胁。本文聚焦“洗绿式洗钱”的核心特征、运作模式及风险，旨在为反洗钱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实操借鉴。一、环境洗钱犯罪的核心概念界定1.1环境洗钱的定义环境洗钱是指犯罪分子将非法采矿、走私濒危物种、非法砍伐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金融工具或商业活动伪装成合法资金的行为。与传统洗钱不同，环境洗钱的上游犯罪直接指向生态破坏行为，其资金洗白过程往往与“绿色产业”绑定，具有更强的迷惑性。1.2“洗绿式洗钱”的内涵与演化“洗绿式洗钱”是环境洗钱的高级形态，特指犯罪分子通过设立表面从事环保事业、可再生能源或可持续农业的实体，将环境犯罪所得注入其中，借助“社会责任”标签掩盖资金非法来源的行为。这一模式的兴起，与全球绿色金融政策红利密切相关，各国对绿色项目的补贴、税收优惠及监管宽容，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伞”。二、环境洗钱犯罪的主要特征2.1伪装性：“社会责任”标签下的隐蔽性犯罪分子在洗钱手段上愈发隐蔽且具有迷惑性，尤其擅长借助全球“绿色发展”的时代趋势，通过注册环保科技、生态农业、清洁能源开发等绿色概念类公司，将环境犯罪、非法交易等活动产生的黑钱，精心包装成“绿色投资收益”，以此规避监管审查。更具欺骗性的是，这类伪装完全契合各国对环保产业的政策导向，政府为鼓励绿色经济发展，往往会在税收减免、项目审批、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而这种政策红利恰好被犯罪分子利用，他们以“响应绿色发展号召、投身环保事业建设”的名义开展经营，这不仅能弱化监管部门的审查力度，还能凭借“绿色企业”的身份掩盖其非法资金流转的真实目的。2.2复合性：环境犯罪与金融犯罪的深度交织环境洗钱绝非孤立存在的单一犯罪行为，而是一套环环相扣、分工明确的“环境犯罪—资金转移—合法化”复合链条，其运作逻辑兼具极强的隐蔽性与系统性，从上游的非法获利，到中游的跨境流转，再到下游的洗白增值，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形成了一条完整且闭环的犯罪利益链。上游环节聚焦各类破坏性生态犯罪活动，是整个洗钱链条的“资金源头”，涵盖非法采矿、盗伐珍稀林木、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捕捞、违规排放工业污染物等多种行为。这些活动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无视各国的生态保护法规与国际公约，赚取巨额非法利润。中游环节承担着“资金摆渡”的关键作用，犯罪分子会借助复杂的金融工具与隐蔽的交易渠道，对非法资金进行“漂白前处理”。地下钱庄、多层嵌套的空壳公司、跨境虚假贸易是这一环节的核心载体：地下钱庄利用不受监管的资金兑换与转移网络，实现非法资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划转；空壳公司则凭借无实际经营业务、股权结构复杂、信息披露不透明的特点，模糊资金的真实流向；而跨境虚假贸易则通过伪造合同、虚开发票等方式，将非法资金伪装成正常的贸易结算款。下游环节是实现非法资金“洗白”的最终步骤，犯罪分子通常会瞄准政策鼓励、社会认可度高的领域，将“脏钱”转化为看似合法的资产或收益，绿色项目投资、碳交易、生态农业、文旅开发等领域成为其主要目标。2.3跨国性：犯罪网络的全球扩散环境犯罪的跨国性，从根源上决定了环境洗钱行为的全球传导特征，这种传导并非简单的资金跨境转移，而是借助复杂的金融网络和商业伪装，实现非法收益的“洗白”与流转，其链条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不同类型的监管体系，隐蔽性极强。以非洲非法钻石开采为例，部分武装势力或非法开采团伙为获取利益，无视当地生态保护法规和原住民权益，通过破坏性开采手段掠夺钻石资源，这些未经合法备案的交易所得资金，会先流入迪拜的离岸公司，利用当地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便捷的跨境资金结算通道以及匿名持股制度，模糊资金的初始来源；随后，这些“脏钱”会被拆解为多笔小额资金，通过多层股权嵌套、跨境贸易虚假结算等方式，逐步注入欧洲的风电项目，打着“绿色投资”的旗号，摇身一变成为看似合法的清洁能源投资款，不仅掩盖了资金的非法属性，还能借助项目收益实现资本增值。这种横跨多国的资金流动模式，使得单一国家的监管措施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规则、环境犯罪认定标准存在差异，部分国家的离岸金融体系存在监管漏洞，为洗钱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跨国资金的多环节中转，导致资金源头追溯难度极大，即便某一国家发现可疑交易，也难以仅凭一己之力查清整个资金链条。2.4危害性：生态与金融的双重冲击环境洗钱的危害绝非单一维度的负面影响，而是呈现出生态破坏与金融紊乱相互交织、短期损害与长期风险叠加传导的显著特征，其破坏力远超环境犯罪或洗钱犯罪本身，对全球生态安全与金融秩序构成双重威胁。一方面，环境洗钱为各类破坏性环境犯罪搭建起稳定的资金循环渠道，成为助长非法行为蔓延的“罪魁祸首”。非法采矿、野生动物走私、盗伐林木、非法捕捞等活动，本身就需要巨额资金完成作案，通过隐蔽的资金转移与合法化手段，让犯罪团伙得以重新投入到新一轮的犯罪活动工具购置、犯罪网络搭建、跨境运输等环节。这种“犯罪获利—洗钱回流—扩大犯罪”的资金闭环，不仅会让环境犯罪的规模持续扩张、手段愈发隐蔽，更会加速生态系统的不可逆退化，这些破坏作用会随着犯罪活动的常态化而不断累积，最终引发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环境洗钱严重扭曲绿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逻辑，对绿色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釜底抽薪式的打击。绿色金融的核心目标是引导资金流向真正的环保项目，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但环境洗钱却利用绿色产业的政策红利与社会认可度，将非法资金伪装成绿色投资，涌入碳交易、光伏风电、生态农业等领域。这些虚假绿色项目往往缺乏实际的环保效益，仅靠伪造数据、虚构交易来制造盈利假象，却能凭借“绿色外衣”抢占大量优质资金资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致力于技术研发、生态修复的中小环保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倾斜，往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难以扩大经营规模、推进技术创新。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会直接导致绿色金融市场的资源错配，让绿色经济发展失去应有的活力与动力。2.5政策敏感性：利用绿色金融政策漏洞当前，全球绿色金融体系正处于快速发展与探索完善的关键阶段，各国基于自身生态治理需求、产业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能力，出台的绿色金融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可落地的国际标准框架。这种政策层面的“碎片化”与审核标准的“模糊化”，不仅制约了绿色金融市场的跨境协同发展，更给“洗绿式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留下了可乘之机，成为当前反洗钱与生态保护领域面临的突出难题。从政策设计与执行层面来看，各国对绿色项目的界定范围、准入条件、审核流程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绿色金融起步较晚、监管技术相对薄弱，政策制定往往侧重于鼓励产业发展，而对资金来源的合规性、项目的真实性核查缺乏细致考量。以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例，为快速推动新能源产业布局、降低传统能源依赖，部分发展中国家推出了高额的度电补贴、项目建设补贴等激励政策，但在补贴发放的考核机制上存在明显漏洞，仅以项目装机容量、设备投入等硬件指标作为补贴发放依据，而未将资金来源合法性、项目实际运营效益等纳入审核范畴。这种“重规模、轻实质”的考核导向，恰好被犯罪分子利用：他们通过注册空壳环保公司，虚构可再生能源项目立项材料，购置少量设备完成装机容量验收，便能顺利套取政府补贴；同时，将非法采矿、走私等环境犯罪所得资金，以“项目投资款”的名义注入公司账户，借助补贴发放后的资金流转，将黑钱伪装成“绿色项目收益”，实现非法资金的合法化洗白。更有甚者，部分虚假项目在套取补贴后便停止实际运营，仅通过伪造运维记录、虚构发电量数据维持表面合规，既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补贴资源，又严重扰乱了绿色能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三、环境洗钱犯罪的典型运作模式3.1绿色项目伪装模式：以环保公司为载体的资金洗白以环保公司为载体是最常见的“洗绿”模式，犯罪分子会瞄准光伏、风电、生态修复等政策扶持的绿色赛道，注册成立空壳公司，这类公司往往备齐表面合规的立项文件与资质手续，却无实际运营团队和技术能力。他们将非法采矿、盗伐林木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地下钱庄、跨境转账等隐蔽渠道分批注入项目账户，再通过签订虚假设备采购合同、虚增工程建设与运维开支、伪造能源购销流水等方式，人为制造项目持续盈利的假象，以此将黑钱洗白为看似合法的绿色投资收益。3.2碳交易套利模式：虚构减排项目的资金循环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品种日趋多元，碳信用额度的核算规则与流转机制的复杂性，也逐渐被犯罪分子盯上并利用，成为新型的洗钱通道。他们通常先虚构林业碳汇造林、工业废气减排等虚假项目，伪造项目备案文件、减排量核查报告、监测数据等全套合规材料，再通过贿赂或串通第三方机构获取虚假认证；随后将非法采矿、走私野生动物等环境犯罪所得，以“项目投资款”的名义注入关联公司，通过参与碳信用交易，将黑钱转化为合规的碳信用额度收益，最终在频繁的交易流转中完成资金合法化，整个过程隐蔽性极强，难以被常规监管手段识别。3.3跨境嵌套转移模式：离岸架构下的资金跨境洗白犯罪分子精准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宽松的监管政策与信息保密制度，特意在相关地区设立多层嵌套的空壳公司，搭建起复杂的跨境资金流转网络。他们先将非法采矿、走私野生动物等环境犯罪所得，通过地下钱庄划转、虚假贸易结算等隐蔽渠道，分批注入离岸公司账户；再以“绿色产业投资”“清洁能源项目合作”等合规名义，将资金回流至目标国家的光伏、风电、生态修复等项目中。这种模式借助离岸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实际控制人信息不透明的特点，彻底割裂资金与上游环境犯罪的直接关联，大幅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与执法机构的资金追踪难度，让非法资金得以披着“绿色投资”的外衣完成合法化洗白。3.4可持续农业掩盖模式：非法伐木资金伪装成农业收益在东南亚、南美等林业资源富集的地区，犯罪分子常以可持续农业开发为幌子，洗白非法伐木带来的巨额非法资金。他们会专门设立棕榈油、橡胶等经济作物种植园公司，备齐完整的项目审批手续与土地承包文件，营造出合规经营的表象；随后将木材盗伐、走私所得的黑钱，通过分散划转、地下钱庄中转等隐蔽方式注入种植园账户，伪装成项目启动资金与运营资本。在日常运作中，犯罪分子通过虚构农产品产量数据、伪造购销合同、开展非公允关联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种植园盈利的假象，将非法资金洗白为看似合法的农业经营收益，不仅掩盖了资金的非法源头，还能借助农业项目的政策红利降低监管审查力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与金融秩序。四、环境洗钱犯罪的风险传导与危害4.1对金融体系的风险首先是信用风险累积，金融机构若向虚假绿色项目提供贷款，可能面临资金违约风险。比如，银行向虚构的发电项目发放贷款后，项目因洗钱曝光而破产，导致贷款全额损失；其次是市场扭曲风险，大量黑钱涌入绿色金融市场，可能推高绿色资产价格，引发泡沫。比如，虚假碳汇项目的泛滥可能导致碳信用额度供过于求，破坏市场定价机制；最后是声誉风险扩散，金融机构若卷入环境洗钱案件，将面临监管处罚与公众信任危机。某国际大型银行曾因涉及非法采矿资金清洗被罚款超10亿美元，其社会责任形象严重受损。4.2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犯罪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具有长期性、不可逆性和扩散性，这类犯罪行为如非法排放污染物、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矿、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等，既会直接摧毁动植物栖息地，导致物种濒危或灭绝，打破了食物链和生态链的稳定，引发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体富营养化等连锁反应，也会让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后长期残留并迁移扩散，污染地表水与地下水，通过土壤渗透、生物富集作用影响农产品安全，削弱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时还可能诱发有毒气体泄漏、雾霾、酸雨、土壤板结等次生灾害，加剧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降低生态环境的抗灾能力。五、商业银行对环境犯罪的防范举措5.1.前端风险准入：筑牢客户与项目的合规防线商业银行需针对绿色产业客户建立专项准入标准，将环境合规性核查纳入客户尽职调查的核心环节。对光伏、碳汇、生态农业等易被“洗绿”利用的领域，重点穿透核查项目环保审批文件、绿色资质认证的真实性，追溯最终受益人及资金源头，同时结合地域（如东南亚林业区、离岸金融中心）、行业风险特征划分客户风险等级，对高风险主体实施严格的准入限制与强化审查，从源头杜绝虚假绿色项目与非法资金流入。5.2后端监测处置：构建异常交易识别与协同处置机制商业银行要搭建绿色业务专项反洗钱监测模型，嵌入项目资金拨付节奏、行业现金流特征等关键参数，明确“洗绿”典型场景的可疑识别指标，如资金大额快进快出、关联企业无实质交易划转、项目收益与实际运营数据不匹配等。同时建立内部部门协同与外部跨部门联动机制，对监测发现的异常线索快速核查，及时上报监管部门；并与环保、司法机关共享信息，配合跨境协查工作，实现对环境洗钱行为的精准识别与全链条处置。 民生银行长春分行李雯婷
2026-04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金融脱媒”的推进，以及“强监管、去杠杆、紧约束”的政策环境，银行业的盈利空间也在持续缩小，因此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的要求，加快银行业自身的转型发展，既能为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更是银行业能够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网点作为商业银行内部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单元和渠道，能够直达客户。在数字化经济时代，顺应数字化潮流并实现转型，迫切需要通过网点转型来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以适应社会环境的新变化，这是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关键一步。一、商业银行网点现状特征（一）柜面业务量减少，网点布局不合理随着网点功能的转型，在缩减网点数量的同时，各家商业银行也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对网点布局进行调整，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网点进行撤并、改造、升级。但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网点布局仍然存在“过剩”与“不足”并存的特点，即在城市中心区网点密集，存在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现象；偏远地区则网点稀疏，供给不足明显。（二）网点费用成本增加，营收贡献度缩水随着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网点的营业场所、人力配置、设备更新等费用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成本支出也在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受经济形势、利率及客户金融习惯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网点创收增速明显减慢，网点的总体趋势为利润增速远低于成本增速，因此网点收入对银行整体盈利水平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三）网点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网点产品同质化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在金融产品的性质、功能、目标客户群定位、发展战略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产品的发展仅停留在复制和模仿的阶段，而缺乏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产品。虽然我国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产品种类繁多，但各商业银行推出的产品功能、服务内容相差不多，同质化加剧，创新能力比较薄弱。二、商业银行网点转型的必要性（一）功能细分定位数字化时代，尽管网点不再是银行业务办理的主要渠道，但仍是银行经营的基本单元和前沿触角，网点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网点应重点完善营销、服务体验和客户关系管理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优势，塑造商业银行的品牌形象，提升客户满意度。1.营销功能。需要提升网点精准营销能力。以多渠道营销服务流程优化为突破点，通过建立智能营销平台，实现多渠道营销活动管理，将传统线下渠道和线上电子渠道进行无缝衔接。通过线下渠道对接线上平台，筛选产品信息，打造网点数字货架，提高营销精准度，增强客户粘性。2.服务体验功能。商业银行网点转型后应侧重提供线上渠道，难以实现的差异化和特色化服务。“以客户为中心”，充分发挥网点的服务体验功能。这样客户在遇到线上渠道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能够在网点获得有效帮助，如此会给客户带来良好的体验及感受。3.客户关系管理功能。网点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建立的与客户相互信任与依赖的关系远远超过线上渠道，网点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强化其客户关系管理功能。尤其是在高净值客户关系维护方面，网点通过设立专业团队共同服务这类客户，能够提升高端客户粘性，抢占新业务的市场份额。（二）网点总量控制和布局调整根据内外形势，审慎发展新设机构，严格控制机构总量，重点通过优化存量结构满足新增网点需求。根据当地城市建设规划和重点经济区域变化，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营现状的分支机构，采取差异化的网点布局策略，可根据不同功能划分，避免“一刀切”。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赋能作用，借助数字化系统和设备，提高网点的智能化水平，推动网点建设运营向轻型化、智能化转型。1.轻型化。银行网点运营成本低，服务效能高且轻型化的特点，网点轻型化需要从网点硬件设备和人员配备两方面调整。首先要加大对自动柜员机的科技投入，打造全能自动柜员机，调整网点物理面积，控制成本；其次通过智能自助设备，网点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是提供人工辅助、业务咨询、产品营销和客户维护等服务，因而可适当减少人员数量，优化网点劳动组合，降低人力成本。2.智能化。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带来了第四轮技术革命，也成为商业银行网点转型的基本动力。借助大数据、生物识别等技术，对客户身份、交易信息等关键风险点进行多重审核，提升管理能力为商业银行转型提供保障。三、商业银行网点转型的新路径（一）推动多渠道协同作业机制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快，对便捷、快速的业务办理渠道需求比较高，多渠道的发展模式要求一点切入、全程响应。在转变商业银行网点功能定位的同时，也对线上线下各渠道的联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在网点转型过程中，还应完善连接各渠道的协同运转机制，实现渠道间的流程、营销和服务协同联动。在流程协同方面，可建立多渠道接入的协同作业处理流程，推动线上线下协同联动、无缝对接的交易流程，为客户提供互动性强、体验度好的交易模式。营销协同方面，通过构建线下网点深度营销、线上平台直接营销和远程客服跟进营销的协同模式交叉引流，提升精准营销能力。在服务协同方面，构建“客户经理+智能客服+人工客服”的协同服务体系，建立客户经理与客户之间沟通桥梁，实现信息共享，发挥网点和客服中心优势。（二）运用大数据，完善服务体系运用大数据分析，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对网点布局、业务重点等进行重新规划及调整。统一的大数据平台能够将分散在各系统、各渠道的数据进行整合，建立提供统一数据支撑的数据池，实现用户各类信息的多渠道共享，为线上线下交叉营销提供支撑。在营销支撑方面，扩展大数据分析挖掘服务，通过建模锁定线上潜力客户，与此同时，将客户线上点击浏览等行为信息向线下营销人员传送，提示网点工作人员协助客户完成业务办理，提升渠道总销售量。（三）优化绩效考核体系随着功能定位的转型，商业银行网点也由利润中心逐渐转型为成本中心，尽管网点的利润贡献率降低，但其对商业银行产品推广和线上引流将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明确网点考核导向，注重网点分类考核，注重考核重点，强化考核结果应用，进行岗位差别化考核，提升考核的精细化程度。结合实际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在清晰界定核心职责基础上，通过考核评价，推动网点服务、销售、操作等岗位实现有效衔接和有机组合，提高网点人均效能，推动队伍梯度成长，依据考核结果，给予排名领先者在各领域资源配置的倾斜。（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入推进网点智能化改造和轻型化建设，稳步压降网点及柜口总量，不断优化网点人员结构，积极探索厅堂异动服务模式。当前，银行的竞争是金融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数字时代不断需要新的人才，因此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已迫在眉睫。1.多渠道人才培养相结合。对内应全面推进员工队伍建设，提升员工业务素质和知识储备；对外要打破地域限制，以核心城市为基础拓宽人才引进渠道。2.明确选人用人标准。打造学习型团队氛围，鼓励员工学习，通过加强内部宣传，提升全行员工的自我实现意识，打造奋斗者优先的用人环境。完善等级管理体系，强化队伍建设，打造人才梯队，提升青年人才的选拔力度。3.建立人才培养体系。重视员工培训，持续加大员工培训投入，创造更多学习培训的机会，使员工培训常态化。加强后备人才库建设，实行名单制管理，制定系统培养方案，明确职业发展规划，为后备人才提供学习锻炼机会。工行长春分行李龙男
2026-04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本文立足“十五五”规划新起点，聚焦中央一号文件对金融资源精准配置的更高要求，深入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态势与核心金融需求。结合工商银行服务实践，系统探析当前金融支持在资源聚合、产业链升级、人才引育与生态价值转化等环节存在的优化空间，提出以“精准滴灌”为导向，深化金融工具创新、强化产业链赋能、完善人才支撑体系、探索生态价值金融化的系统性路径，旨在为工商银行及同业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质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实践参考。一、研究背景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部署，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其独特的资源整合能力、农户带动效应和市场衔接优势，已成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其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强力支撑。然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体普遍面临资产“沉睡”难盘活、产业链条短且脆弱、专业人才短缺、生态价值转化不畅等深层次挑战。传统的、粗放的金融服务模式难以满足其多样化、个性化的融资需求和发展诉求。政策对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核心在于推动金融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实现资源的高效聚合与靶向投放。这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特别是肩负服务“国之大者”使命的工商银行，创新服务理念与模式，探索出一条金融深度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态势与核心金融需求“十四五”时期，在财政、金融等多元政策协同支持下，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呈现稳健发展态势，为金融深化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产业链条持续延伸，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振兴。这些成就充分展现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力与潜力。伴随其规模扩张和模式升级，核心金融需求也在不断深化和细化。（一）盘活沉睡资产的需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经营权、农房、大型农机具等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普遍存在权属不清、价值评估难、流动性差等问题，亟需创新金融工具激活其融资功能。（二）支撑产业链升级的需求。集体经济从单一生产环节向覆盖原料种养、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营销、休闲服务等全链条拓展，要求金融支持模式从“单点扶持”转向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链式赋能”，提供差异化、组合式解决方案。（三）引育乡村人才的需求。人才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吸引和留住返乡下乡人才，需要金融在创业启动、经营周转、风险保障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破除创业初期的资金瓶颈。（四）转化生态价值的金融需求。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底色。集体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高标准农田碳汇、生态保护成果等“绿色价值”，需要创新的金融工具将其有效量化并转化为发展资本，支持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产业发展。三、工商银行支持实践与面临的优化空间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始终将服务乡村振兴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强化政策传导与资源倾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将金融资源向“三农”领域特别是支持集体经济项目倾斜。（二）推进产品服务创新。探索基于集体资产收益权、土地经营权的融资模式，开发“兴农贷”“产业兴农贷”等专属产品，试点农业设施抵押贷款。（三）深化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涉农信贷风险评估和场景化服务能力，优化线上融资体验。（四）探索综合服务模式。尝试“融资+融智”相结合，提供财务顾问、产业规划等增值服务。然而，对标中央“精准匹配”的高要求和集体经济主体的深层次需求，工行在服务实践中仍面临优化空间。1.资产盘活工具创新与风险缓释机制有待深化。针对农村集体各类产权抵押物处置难、风险高的痛点，现有抵质押融资模式的普适性和风险管控能力需进一步提升。资产证券化等更复杂的工具在基层的推广应用面临认知、技术和人才壁垒。2.产业链金融服务的深度与协同性不足。当前服务仍较多聚焦于单个主体或环节，对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原料-加工-研发-销售”全链条的系统性金融支持方案有待完善。各环节金融产品的协同性、与产业周期波动的匹配度需增强。3.人才金融服务的精准触达与配套支持需加强。针对返乡人才、新农人等群体的创业贷、人才贷等产品，在宣传普及、申请便利性、额度灵活性及与政策性担保的有效衔接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单纯信贷支持难以完全解决人才扎根的综合性问题。4.生态价值金融化的探索处于起步阶段。将农村生态资源（如碳汇）纳入金融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创新开发相应金融工具（如碳汇质押贷款、绿色债券）的实践相对欠缺，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金融路径尚未有效打通。5.数字化赋能的基础与场景应用需夯实。农村信用信息体系碎片化问题突出，土地确权、集体经济经营、农户信用等关键数据的整合共享不充分，制约了数字金融在提升产业链整体服务效能方面作用的发挥。四、强化金融精准赋能的对策与建议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需求与当前金融服务的优化空间，金融服务应坚持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以“精准滴灌”为核心理念，从以下维度深化金融支持。（一）深化金融工具创新，激活集体“沉睡资产”1.拓展有效抵押物范围。在依法合规和风险可控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经营权、大型农机具、仓单、农业设施等抵（质）押融资业务。探索基于项目未来收益权（如集体物业租赁收入、乡村旅游门票收入）的融资模式。2推动资产证券化试点。联合专业机构，选择优质、现金流稳定的集体资产（如标准厂房、物流仓储、光伏项目）或特定收益权，探索开展资产证券化（ABS），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3.构建多元化风险分担机制。深化与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合作，推广“政银担”风险分担模式。探索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引入农业保险机制，为抵押资产和融资项目提供风险保障。（二）强化产业链金融赋能，推动集群化升级1.推行“一链一策”综合服务。深入研究地方特色优势产业链（如粮油、果蔬、畜禽、水产、休闲农业等），针对集体经济组织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生产、加工、冷链、营销、品牌建设）的差异化需求，设计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信贷+结算+现金管理+咨询”综合金融解决方案。2.精准配置多元金融工具。在产业链前端，用好普惠金融工具支持标准化种养基地建设；在中端，运用项目贷款、供应链金融支持深加工和冷链物流；在终端，创新品牌贷、电商贷等支持市场拓展。积极引入绿色金融支持生态化种养和加工，运用科技金融支持智慧农业和数字营销。3.构建链上主体协同生态。利用工行平台优势，促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链上主体信息共享、信用互认和交易撮合，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三）完善人才金融服务体系，夯实发展根基1.优化专属信贷产品与服务。提升“返乡创业贷”“人才e贷”等产品的可得性和便利性。简化流程，探索基于人才信用、创业计划书的授信模式。合理设置贷款额度和期限，满足不同阶段需求。深化与政府创业担保基金合作，降低融资成本。2.探索“金融+非金融”综合支持。联合政府、高校、企业等，为人才提供创业培训、产业信息、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等非金融增值服务。探索设立人才创新创业风险投资基金。3.创新集体经济组织人才激励机制金融服务。探索设计金融服务方案，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以股权激励、分红权激励等为核心的人才吸引和保留机制。（四）探索生态价值金融化，拓宽可持续发展路径1.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积极研发推广“乡村振兴·生态贷”等产品，优先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农村污水治理等改善人居环境的项目。2.探索“碳金融”应用。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接，研究探索将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的高标准农田、生态林、可再生能源项目等产生的碳汇纳入交易体系。试点开发碳汇预期收益质押贷款、碳中和债券等产品，使生态保护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3.支持生态产业化经营。提供产业链金融服务，支持集体经济组织深度开发农事体验、生态康养、精品民宿、森林旅游等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五）夯实数字金融基础，提升服务整体效能1.深化农村信用信息平台应用。积极参与和推动地方农村信用信息体系建设，推动土地确权数据、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和经营数据、农户信用信息的有效整合与共享。基于大数据风控模型，提升对集体经济主体信用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2.推广线上化、场景化服务。优化手机银行乡村版、普惠金融服务点功能，提升线上融资、支付结算、财富管理等服务的覆盖面和易用性。将金融服务嵌入农产品电商平台、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等场景。3.加强数字普惠能力建设。强化县域分支机构人员数字化服务能力培训，提升运用数字工具开展客户画像、精准营销、风险监测和贷后管理的能力。五、结语金融“精准滴灌”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金融机构需深刻把握中央政策精神，立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深层次需求，将服务重心聚焦于破解“资产盘活难、链条升级难、人才扎根难、价值转化难”等核心痛点。唯有坚持创新驱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盘活资产工具上求突破，在链式赋能上做文章，在引才育才上优服务，在生态转化上探新路，在数字赋能上强基础，才能真正实现金融资源与集体经济需求的高效精准对接。通过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沃土之中，为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贡献坚实的工行力量。工行通化分行王光禹
2026-02
小微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创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融资难问题尤为突出。基层行作为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金融力量，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深入研究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难点，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对于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性（一）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资金是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基层行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贷款、结算、理财等，能够满足小微企业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帮助小微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推动小微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升级技术设备、拓展市场渠道，从而促进小微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二）对地方经济的积极影响。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大量小微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地方消费市场的繁荣。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能够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推动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地方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地方经济的稳定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三）基层行自身发展的需求。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基层行需要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具有巨大的金融服务需求潜力。基层行积极服务小微企业，不仅能够履行社会责任，还能够扩大客户群体，优化业务结构，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二、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难点（一）信息不对称问题1.小微企业信息披露不规范。大部分小微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报表不规范，甚至存在财务信息虚假的情况，增加了银行信贷风险评估的难度。2.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小微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基层行难以获取小微企业在工商、税务、海关、社保等部门的相关信息，无法对小微企业进行全面、准确的信用评价，制约了基层行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二）风险控制难度大1.小微企业经营稳定性差。小微企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受市场波动、经济周期、行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较大，经营风险较高。一旦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小微企业很容易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导致基层行贷款无法收回。2.抵押物不足或难以处置。小微企业固定资产较少，可用于抵押的资产有限，且抵押物的估值和处置难度较大。在贷款出现风险时，基层行难以通过处置抵押物来收回贷款本息。3.信用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目前，基层行对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评估主要依赖传统的财务指标分析，缺乏对小微企业非财务信息的综合考量，难以全面准确评估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三）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1.产品同质化严重。基层行提供的小微企业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相对较少，且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在贷款产品方面，大部分基层行主要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利率、还款方式等较为单一，缺乏针对小微企业特点的创新型贷款产品。2.服务模式传统。基层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时，仍然采用传统的服务模式，在贷款审批流程方面，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四）成本效益问题1.运营成本高。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小、笔数多，基层行在开展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时，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客户调查、贷款审批、贷后管理等工作，运营成本较高。2.收益相对较低。由于小微企业风险较高，基层行在发放贷款时通常会提高贷款利率以覆盖风险，但这样又会增加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小微企业难以承受。同时，受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基层行在小微企业信贷业务上的收益相对较低，影响了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五）政策支持不足1.财政补贴和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财政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补贴力度较小，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基层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时面临的风险难以得到有效补偿，影响了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三、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对策（一）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1.建立小微企业信息共享平台。政府应牵头建立统一的小微企业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工商、税务、海关、社保、金融等部门的小微企业相关信息，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为基层行提供全面、准确的小微企业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2.加强银企沟通与合作。基层行应主动加强与小微企业的沟通与合作，深入了解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发展规划和金融服务需求，为小微企业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基层行可以通过组织银企对接会、开展金融知识培训等方式，增进银企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银企合作。（二）完善风险控制体系1.建立科学的信用风险评估体系。基层行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小微企业特点，建立科学的信用风险评估体系，综合考虑小微企业的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信用记录等因素，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进行准确评估。2.加强贷后管理。基层行应加强对小微企业贷款的贷后管理，建立健全贷后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定期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跟踪监测，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风险问题。同时，基层行应加强与政府部门、担保机构等的合作，共同做好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防范和处置工作。3.创新风险分担机制。基层行应积极探索创新风险分担机制，与政府部门、担保机构、保险公司等合作，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降低自身的信贷风险。例如，基层行可以与政府设立的小微企业担保基金合作，由担保基金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分担部分信贷风险。（三）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1.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基层行应根据小微企业的特点和需求，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满足小微企业不同阶段、不同场景的金融服务需求。例如，针对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资金需求特点，开发快速审批、随借随还的小额信用贷款产品；针对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的问题，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创新型贷款产品。2.优化服务模式。基层行应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优化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例如，通过建立线上金融服务平台，实现小微企业贷款申请、审批、放款等全流程线上化操作，缩短贷款审批时间，提高服务效率；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小微企业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推荐，提升服务质量。（四）优化成本效益管理1.降低运营成本。基层行应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内部管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等方式，降低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运营成本。例如，采用自动化的信贷审批系统，减少人工干预，提高审批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客户筛选和风险评估，提高风险识别能力，降低风险管理成本。2.合理定价。基层行应根据小微企业的风险状况和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确定贷款利率和收费标准，在覆盖风险和成本的前提下，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基层行应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提高小微企业信贷业务的收益水平。（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1.加强政策落实与监督。政府应加强对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政策的落实和监督，建立健全政策传导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同时，政府应定期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调整，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完善财政补贴和风险补偿机制。政府应加大对小微企业融资的财政补贴力度，对基层行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一定的利息补贴和风险补偿，降低基层行的信贷风险和成本，提高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微企业融资风险补偿，建立多元化的风险补偿机制。四、结论小微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推动创新等具有重要意义。基层行作为服务小微企业的重要金融机构，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然而，当前基层行在服务小微企业过程中仍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风险控制难度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成本效益问题以及政策支持不足等诸多难点。为了提升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水平，需要从加强信息共享与沟通、完善风险控制体系、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优化成本效益管理以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入手，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同时，通过成功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为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提供借鉴和参考。相信在政府、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基层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新模式、新方法，以及如何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服务小微企业的合力，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工行四平分行赵胜男
2026-01
洗钱风险是犯罪分子利用金融机构的产品或渠道，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并可能对国家安全、金融稳定产生严重威胁。伴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洗钱手段和方法也不断迭代更新，犯罪分子利用金融机构的新产品、新渠道，通过第三方支付渠道，甚至是非法架设的第四方支付服务器，转移非法资金，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提出巨大挑战，为了落实反洗钱管理要求，除了要做好对客户洗钱风险分类的动态监测外，还要在客户全生命周期内，做好机构与自身金融产品的洗钱风险的自评估、可疑交易监测、客户尽职调查工作也尤为重要。而这些工作的实质达成，必须建立在科技赋能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故此，探索客户洗钱风险全生命周期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智慧赋能在洗钱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一）交易流水时序分析，实现对客户交易行为全生命周期监测近来，洗钱犯罪手段呈现专业化和线上化趋势，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转移不法资金的行为，终究也不能脱离对银行账户的使用。犯罪分子通过多层嵌套交易的方式，利用跨机构间信息获取不充分的状况，通过多个银行账户交易，掩盖资金来源、去向。但同一银行账户在一定周期内，交易模式呈现出来的特点仍可以为银行机构分析客户非法转移资金提供线索支持。例如客户在与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之初，即寻找各种理由，提出开通较高非柜面出金限额需求；或者开户之初交易较少，但一段时间之后提供他行或银证账户等账户资产证明，要求开通大额非柜面出金限额。此时，银行工作人员可能出于业绩压力，即为客户开通了较高非柜面出金限额，但开通后，客户交易呈现出“资金流通量大、交易频繁、账户余额低”等特点，该部分账户呈现出生命周期极短的特征。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犯罪集团为了非法资金不被控制，主动放弃账户的使用。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银行事后的反洗钱监测或有权机关接到报案，对账户采取了紧急控制措施，但这种控制仍主要为事后赋能，非法资金很大可能已被转移出境内，无法被追踪。因此，商业银行通过智慧赋能的方式，在交易前端根据客户画像，设置监测模型，通过模型检索出客户的异常交易，直接通过后台为客户账户添加管控措施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非法资金被转移，洗钱风险被缓释。在此场景下，相关规则或模型的阈值设置尤为关键。一是要避免阈值过高，限制了正常客户的资金流转需要；二是要避免阈值过低，不能起到有效拦截非法资金的目的。三是要考虑阈值被测试的风险。犯罪分子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测试，试探出金融机构预置的监测规则或参数。此种情景下，犯罪分子即可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设置的规则或模型进行有效的规避。故此，传统的规则模型的有效性难以长期维持，监测规则还需要不断根据风险演变情况进行完善、更新。引用时序分析技术可以有效地通过统计、挖掘、探测手段为客户交易时时画像，区分正常账户和可疑账户交易流水情况，对分析出具有可疑特征的账户通过后台直接添加管控措施的方式，减少模型规则被反检测的风险，设定的阈值准确性更高，有利于成功拦截不法资金。（二）高效治理海量数据，利用AI技术从数据结构中建模现代金融交易，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交易数据，尤其随着移动支付的蓬勃发展，10亿级用户每天产生PB级数据量，这对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加工等工作都提出了更为具象化的挑战。如何利用技术手段，采集到基础信息、分析出关键要素，并能将数据信息整合到一起进行二次匹配核验，为银行工作人员持续输出更为有价值的数据线索，便于工作人员对客户身份、交易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验证客户交易行为的合理性，显得尤为重要。AI技术的发展，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突破口。一方面，AI可以充分对客户进行画像，有助于银行工作人员实现了解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AI本身具有高效性、中立性、高适应性和可升级性特征，可以有效应对新的犯罪行为的线上化转化，有助于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团伙线索以及交易的风险信号，实现对可疑交易的有效监测。以涉诈、涉赌交易的账户举例，因为涉诈、涉赌账户的交易模式与一般正常个人结算账户交易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故而可通过采集这种差异数据，对采集后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整理，通过AI的自然语言处理、图算以及序列模型技术，形成一套交易行为序列算法框架，再通过架设子序列的方式，通过对客户转账及支付行为、交易备注以及操作行为进行事件编码后，形成涉及赌、诈的客户的画像。同时，针对网赌客户，可通过收集大量网络赌博平台支付接口，再利用AI技术对客户账户支付行为进行分析，提取资金去向流转至网赌平台的数据，形成预警模型；针对电诈客户，通过机器学习监督模型识别真实诈骗账号，建立诈骗大盘，再结合外部风险信号中对交易渠道被应用于诈骗的风险，对渠道按涉诈风险进行排列，综合交易信息，形成客户交易方式对应的涉诈风险评分，有效预警涉诈账户。（三）引入知识图谱，实现可视化的管理模式传统的反洗钱风险管理模式下，监测分析工作始终偏向于规则单一，依赖人工的特点。从信息获取上分析，可以发现各渠道获取的信息仍较为分散，很难有效地整合到一起，信息孤岛问题严重，导致洗钱风险管理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即使借助原有的监测分析工具加之人工整合信息的手段，偶然性地将信息整合到一起，过程也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及时间成本，不能实现洗钱风险管理的质效性要求。因此，搭建可视化的模型工具，为客户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刻画知识图谱，给监测分析人员提供可视化的数据支撑尤为关键。一是依据专家团队，汲取其在反洗钱管理工作上积累的经验，结合客群特征以及银行风险管理的短板，从全面性、完整性、逻辑自洽性角度出发，梳理出客户交易行为、关联账户、主体身份、受益所有人、关联人、股权、负面信息等多维度信息整合后的关系图谱。二是以图谱为基础，建立可视化模型提供给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团队人员，再通过工作人员对可视化图谱的分析，发现客户的业务需求，为客户匹配适合的金融服务，并通过图谱预警的风险信号，对客户交易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监测。三是除了对单一客户的线索追踪外,利用图谱刻画出与客户存在关联关系的其他客户在可疑交易时段以及交易前后的交易行为，构建全量客户身份及交易行为图谱网,在基于节点之间所构建出的多元异构的客户信息数据的整合与归类,形成对客户碎片化的特性信息与交易信息的有效提炼与关联,实现数据由点向面的转换,通过图谱直观、可视化地展现，强化人工对可疑交易行为分析的及时性及准确性。（四）综合技术手段，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渠道也逐渐演变成了各大金融机构主要的获客来源。笔者通过切入对金融机构的客户分析后，发现金融机构为便于实现对客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管理，会依据客群进行客户准入和管理。在此种情况下，不同渠道引入的客户与反洗钱系统之间信息共享的充分性，决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管理的有效性。互联网渠道引流的客户如与金融机构核心系统以及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信息不能实现信息有效共享，或不同客群对客户身份及交易行为的持续尽调的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地同步到反洗钱系统，就会导致银行机构监测分析人员需要再次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采集、整合上述信息，暂且不论此种情形获得的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单从效率角度出发，即给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工作、对客户洗钱风险等级的确定性工作以及机构洗钱风险自评估等工作带来巨大阻碍，这将大大降低反洗钱工作效率。因此，利用信息科技技术，在保证客户信息保密前提下，打破同一机构间的信息孤岛效应，实现不同渠道、不同客群之间信息共享，对客户洗钱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具有促进作用。二、探索智慧赋能在洗钱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履行反洗钱义务，与客户之间也产生了一定的纠纷，这其中既包括因添加账户管控措施而引发的监管投诉，甚至诉讼纠纷；也包括银行内控管理过程中，因调高客户洗钱风险等级，而导致相关领域的信贷、贴现等业务无法实现续授信或放款的风险；还包括报送了重点可疑交易报告，或司法机关涉刑冻、扣后因反洗钱保密工作要求，引发的银客矛盾纠纷。（一）银客纠纷典型案例2020年4月，某商业银行接到法院传票，原因为某龙姓客户因自己在该商业银行开立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账户，被该商业银行采取“非法冻结”措施，认为该商业银行侵犯到了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该商业银行停止对其账户的非法冻结，恢复账户的正常使用。同时，承担原告律师费和本案诉讼费。经该商业银行自查发现，2012年—2016年，龙某即先后持2张不同名字的身份证在该商业银行下辖网点开立三个不同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同时，该客户也为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W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公司）在该商业银行开立企业账户。W公司主营业务是食品、化妆品等，该客户对W公司持股比例为83.33%。该商业银行在对客户反洗钱持续监测识别过程中，发现W公司向客户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频繁、大额公转私。累计交易金额达2000余万元，并向属地人民银行报送4次重点可疑交易报告。该商业银行最终因客户存在冒名开户风险以及W公司大额公转私没有相应贸易背景，且W公司无法提供最终受益所有人信息等原因，对客户个人银行及企业账户添加非柜面业务管控措施。（二）以案释法，智慧赋能洗钱风险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性从本案中，我们了解到该商业银行在对客户龙某进行初次识别过程中，未发现龙某所持两张身份证虽为同一身份证号，但名字不一致的事实，遂为客户开立出归属于同一人所有，但具有不同客户姓名的银行账户。上述问题的发生，足以表明，该商业银行前端操作系统未做有效科技赋能，故对同一身份证号但客户名称不一致的情形未产生预警反应，在前台工作人员依靠人工手段未分析出客户存在上述风险信息的情况下,即为客户开立出具有不同客户姓名的银行账户。该商业银行在后期对客户的持续识别过程中，通过反洗钱系统的智慧赋能，在监测分析工作中,发现了上述问题以及客户关联企业账户存在受益所有人识别问题等相关的洗钱风险。最终，通过该商业银行上述的持续监测识别，一是有效避免了监管处罚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反洗钱客户的身份识别有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客户存在冒名或假名开户或商业银行未开展有效身份识别的情形，均将面临较为严重的行政处罚风险。二是防范洗钱风险在该商业银行蔓延。客户龙某明知其拥有两张不同姓名的身份证，仍通过两张不同姓名的身份证向银行申请不同银行账户。同时，在明知其身份证中有一张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注销，仍未将该情况向商业银行披露，在银行多次与其协商销户事宜时，仍不配合银行办理销户，且继续使用不同身份证件开立出的银行账户，主观上具备冒名开户的故意。客观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账户存在较多与公司贸易背景不符的大额公转私交易行为，疑似存在较高洗钱风险。该商业银行通过有效的科技赋能，识别出客户的风险隐患，并主动限制客户交易，有助于防范客户洗钱风险蔓延。三是该商业银行最终胜诉。该商业银行在接到法院传票后，有效组织应诉证据材料，并主动沟通监管部门。在监管部门有效的帮助下，该商业银行通过有效搜寻限制账户使用的法律依据、举证当前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形势、提供客户开户过程中签署的《某某商业银行个人存款账户须知》及《某某商业银行“一卡通”章程》以及与客户多次沟通销户的记录等证据材料，向法院举证说明了其对客户做出的限制交易的措施不属于“非法冻结”客户账户，其行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印发的管理办法规定，在客户出现异常交易或洗钱风险的情形下，依法采取的限额措施。且该限额措施，在客户开立账户时即已通知到客户，无侵犯客户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发生。三、智慧赋能在洗钱风险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的建议（一）基础数据采集与有效整合洗钱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基础就是数据的整合和分析，要更好地发挥反洗钱预警模型的准确性，首先就要确保基础数据足以支撑系统构建出“最强大脑”，而且要求这个大脑具备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一是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基础上，对于各渠道审核不予开户的客户的基础信息做好有效标记，以备客户在其他渠道开户时给予有效预警拦截，为下一步人工识别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二是建立统一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需承担全量数据的整合、挖掘、分析职责。数据的准确采集仅是智慧赋能的第一步，而数据的整合、运用才是数据处理的核心，通过数据处理中心对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建模，再对监测分析人员输出有效的模型、图谱等信息，使海量的数据整合出涵盖客户年龄、风险信息、职业画像等的有效的“逻辑编码”，让大数据更好地服务于洗钱风险管理的全过程。三是不断丰富模型图。结合客户所属区域的洗钱风险特征，完善模型地图。例如，我们可以结合客户行为轨迹所处区域，高发案件的类型以及高发案件涉及客户的职业、年龄、交易行为特征、交易所涉IP/MAC等信息，为不同画像的客户预警不同的洗钱风险等级，并对等级分类进行细分。再结合客户归属机构对客户预警信息的强化尽调结果，评定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并根据客户行为变化，动态管理客户洗钱风险分类情况。（二）用技术安全作保证，实现跨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过程中，时常会因同一机构或跨机构间客户信息共享的不充分性，无法实现全量交易情况的监测，导致客户洗钱风险行为可能不断蔓延。同一机构间，可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信息中心的方式，实现全量信息的采集，共享。但跨机构间，由于信息安全与保密等工作要求，在数据信息的使用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壁垒，信息孤岛效应仍然明显。因此建议在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的牵头引导下，探索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在政府机关、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搭建有效的信息交互平台。此类信息共享并不是完全开放程度上的共享，是在监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下，一家金融机构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存在可疑交易的情况下，发出信息共享请求，监管机构所管理的类似于金融情报机构的独立机构在接收到金融机构申请时，初步判断存在可疑情形下，放行此条申请记录到被请求行或有权机关，被请求行及国家机力机关分析交易后，认为可疑行的描述符合可疑交易触发情形或存在涉案风险，被请求行交易也存在可疑交易行为或权力机关认为应当共享信息时，可在监管规定的通道内，流转客户信息到请求行。认定本行交易不可疑时，提供有效说明，反馈到监管指定通道，供请求行分析参考。实现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工作信息共享和金融机构及第三方机构的有效配合，提高可疑交易分析效率，强化对团伙作案的联合打击治理力度，从而实现对违法犯罪资金有力且有效的监测和管控。（三）从洗钱风险自评估角度出发，运用智慧赋能及时调整评估指标洗钱风险评估，对洗钱风险全生命周期管理起到至关重要性作用，金融机构通过洗钱风险自评估指标，可以定位到机构在洗钱风险管理中的薄弱环节。通过自评估的方式，结合地域洗钱风险特征，不断发现自身客户、产品、渠道等方面的洗钱风险因素，并不断解决风险问题，消灭风险隐患，有利于全面地做好反洗钱工作，实现洗钱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建议可以通过建立评估指标模型的方式，更为精确地实现自评估工作的准确性。即通过评估变量指标的变化情况，不断纠正指标模型与自身管理客群、开发设计使用的产品、交易渠道的相关性。再通过对离散和集中度指标的分析，定期对上述模型进行分析校验，保证自评估应用的指标更贴合金融机构自身的洗钱风险情况。民生银行长春分行 吕冬末